把問題簡化以後，所提出來的對策，經常無視於真實情況的複雜程度，上焉只是不對症，下焉則遺禍萬年。正如拿理工、自然科學等重視最新期刊論文發表（數量） 的評鑑標準，挪來施加在具有文化特性、古老原典不等於落伍、理應需要細緻論述，以書籍撰寫為主的人文社會科學之上導致的後果一樣。
報載教育部蔣偉寧部長感嘆他所訪問的美國大學年輕教授已經很少看到出身台灣的學者，而有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學者。這當然是個問題，因為確實會影響到臺灣在 學術界的曝光率、影響台灣的大學與這些美國大學的合作機會、乃至於也會影響台灣學子申請到美國大學進修的機會。也因此，蔣部長感嘆台灣的「海外人才庫空 了」。言下之意，就是要鼓勵台灣的學子到國外攻讀學位。但仔細想想，這些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才，如果一畢業就回台為國服務，也還是無法解決問題，因 而，可能還得鼓勵這些到國外攻讀學位的人才留在國外服務，頂多是等到更有成就才返國任教。加以同一則報導中，清大葉銘泉副校長還感嘆台灣自己所培養的碩博 士難以承擔大任、衝擊了國家的競爭力。若這些說法當真，試問，包括清大等國內各大學，開設博士班、並不斷擴大招生的目的何在？再者，為了解決前述問題，以 致出身台灣的人才留在國外以其學術研究能力為外國舉才、並貢獻於外國的學術發展，這真的有助於台灣的學術與產業發展嗎？
況且，包括蔣部長與葉副校長等人在國內致力於學術研究與百年樹人的工作，卻得為了解決前述問題而鼓勵他們所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出國攻讀學位、甚至留在國外任教。那麼誰來接棒傳承蔣部長與葉副校長的優異學術研究成果呢？這問題，在葉副校長所謂「不分國界」的科技研究上的問題容或小些，但對於講究本土化的人文社會科學，恰恰加深了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移植性格。也就是每一個從國外取得學位、衣錦榮歸的學者都是以他在國外所學而揚名立萬，而每一代的台灣學者都只能憑自己的力量將自己所學發揚光大。不管他有多優秀，按照蔣部長與葉副校長的建議，如果也是鼓勵其所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到國外進修、服務，這些學者回到台灣以後最後還是只能靠自己、或是那些在葉副校長等人看來不夠優秀、無法出國的次級學生來承其衣缽。實際上，這一類重洋輕土的偏見與作法，只會使得長期缺乏本土特色的台灣人文社會科學更加無法建立起自己的傳承與特色。換言之，即便前述的政策建議對於「不分國界」的理工科學「可能」不會帶來問題，但恰恰會使得需要長期在本土深耕的人文社會科學難以生根。
當然，同一則報導中也提及應該鼓勵台灣培養出來的碩博士出國歷練。身為一位本土所培養出來的博士、並有幸在任教以後獲得菁英留學計畫獎學金等獎助兩度到國外進修的學者，個人確實覺得在國外學術交流、甚或只是生活的體驗，是獲益良多，甚至會改變個人人生觀與自我評價的。乃至於缺乏長期在國外生活的經驗，確實「有可能」影響國際交流所需的外語能力，因此個人多年來也一直鼓勵學生出國交換。但這絕不等同於台灣所培養出來的碩博士程度不如外國學者，反之，也不是在喝過洋墨水的外語能力就必定更為優異。更重要的是，鼓勵台灣培養出來的碩博士出國歷練跟鼓勵出身台灣的學者取得學位後留在國外任教成為所謂「海外人才庫」的一員，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
多年來，個人總是利用各種場合呼籲，給予本土博士與國外大學的博士公平的競爭機會，而非以預設的偏見來給予差別待遇。但在把國際化等於美國化、等同英語教學的諸多化約下，其實連從歐陸等非英語系國家取得學位的博士們也遭到了不平等的對待。而要提升台灣自身的人才庫、甚或是海外人才庫，當務之急無他，就是所有在台灣任教的學者好好訓練培養自己正在教導的學生，並不遺餘力地給予栽培與提拔。其中，當然也包括提供充分的到國外進修、交流、攻讀學位的獎助與機會，用以突破台灣學子近年來難以獲得國外獎助的困境，但用誠意與良心來面對百人樹人的工作，恐怕才是最根本的。
無奈，現行偏重研究、輕忽教學的評鑑與升等標準，其實是不斷迫使面對六年條款、績效評估的大學教師們，為了先保住飯碗、或是追求更高的地位與利益而成為論文生產機器。影響所及，不斷擴大的碩、博士班，其實是為了有更多的碩博士生、乃至於博士後研究人員來充當廉價勞力。讓研究生寫研究計劃書、結案報告、甚至是審查計畫、審稿，以及論文作者相互掛名來做公關，這一類的事情是眾所週知，卻是學術行政高層們所充耳不聞的。以致我們對碩博士生的學術訓練，只是在學生時代就讓他們學會這些陋習，甚至把這病態現象當做正常。這才是影響國內人才庫與海外人才庫的真正病因。
作者黃厚銘，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與美國喬治城大學訪問教授
（說明：本文較簡短之版本發表於2012年5月16日之蘋果日報，此處為作者提供之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