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週前，媒體刊出國科會主委、副主委聯名撰寫的〈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一文，文中指出，國科會決定將捨棄以「論文計點」的評審模式，改以文章的實質內容，做為審查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的主要依據。一時引起了各界的討論和支持之聲。
表面上來看，以「獨尊SCI、SSCI」、「計算論文點數」的方式來評鑑學者的表現，當然大有問題。國科會此次做出反省，不過是順應學界多年來的批判聲浪，做出回應而已。但我們要追問：學術評鑑的問題，只在於「獨尊論文點數」嗎？還是說，在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問題？
實際上，觀察台灣高等教育近幾年來的發展，「拚論文」頂多是高教扭曲的冰山一角而已。在高等教育已日益「產業化」和「市場化」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如今要就是有幸進入大學擔任教職，在校方「人力資源管理」的考量下，也經常得從低薪、不穩定的兼任教師、專案教師做起，就是順利成為正式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階段，也要繼續拚升等、否則恐遭解聘。結果是大學教師日益普遍的「過勞」現象，只能應付校方不斷提高的各類要求，而無心於真誠的教學與研究。
也是在這樣教育工作「非典化」、「不穩定化」、「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所謂「計算論文點數」來競爭與評鑑的體制，才會如此生效、並造成嚴重的扭曲效果。否則，官方喊一套標準，底下陽奉陰違，在教育界也不是令人意外的狀況，官方「獨尊SCI、SSCI」豈會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現實來說，高教工作不穩定化的狀況，早已逼著學者們要接受一切校方、政府、甚至企業的要求。「拚論文」不過是其中之一。而政府有意把大學當作產業來辦，透過各種績效指標，來強化大學的「生產力」，更是使這一邏輯更加嚴重。
舉例來說，本來應屬師生對話互動的教學活動，已被化約為「教學滿意度」作為評鑑指標，逼得教師得戰戰兢兢。在這之外，大學教師也開始被要求「拚專利」、「拚計畫」、「拚會議」。在學校制式的評鑑表格和教師基本資料中，這都是被要求填寫的項目，甚至成為升等的參考要件。
又或者，大學也開始要求教師要有「產學合作」的能力，把教師「和廠商的合作關係」納入教師評鑑當中。一些大學，晚近甚至強制每名教師皆須取得一定的產學合作經費，否則不予續聘；於是導致了「部分教師得私下拿錢給廠商，請廠商再以產學合作之名提供回給教師」的亂象。當然，也不少教授自此肆無忌憚地和廠商掛勾，把自身的研究室直接當成企業的外包研發部門，校方還將其視為「有能力的教授」。
而這樣源自資本和政府的生產、競爭壓力，從壓迫大學，到壓迫教授，再向下延伸，壓迫研究生、行政人員。學生則被當成教學活動的「服務對象」，而不是「參與者」。高教扭曲無一倖免。
種種現象表明，高教評鑑的問題，不只在於「獨尊SCI、SSCI論文」、「偏重量化指標」，實際上，儘管是採取「質化指標」、納入「學術外的表現」，高教扭曲的問題，恐怕也不會根本改變。頂多是從「拚論文」，改為拚別的東西。
根本原因在於，一方面，政府有意讓高等教育工作環境日益惡化、不穩定化、階層化，使得多數學者面對外在勢力將被予取予求。二方面，政府錯將大學當成產業來辦：教育部與各大學，不斷地提高學者們的勞動強度，以生產更多的研究成果，爭取更多的競爭性經費（如官方的「5年5百億」、各類補貼計畫，或私部門的產學合作經費）。這樣錯置大學為產業的思維沒改變前，高教從業人員的惡性競爭壓力只會維持，就是換上別的指標來評鑑，頂多改變扭曲的方向、而不會改變扭曲的程度。
因此，我們對大學評鑑各種不合理之處的批判與反抗，有上升的必要。我們不只該要反對「獨尊SCI、SSCI」的學術評鑑標準，更要反對問題的來源之一──非典化、不穩定化的高教工作環境，以及和評鑑掛勾的「減少固定公共經費補助」趨勢──逼使大學斯文掃地隨評鑑起舞的元兇。並且，我們更需要反對高教產業化，節制盲目競爭與生產的邏輯，以爭回一個把真誠教學與研究當目的的高等教育。
2012-7-12 台灣立報 作者：陳書涵、陳政亮
（前為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辦公室主任，後為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