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愈來愈傾向於市場」恐怕是這十幾年來人們對於高教體制變遷的基本印象。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雜費的逐步提高，顯示出高教作為一種昂貴商品的的時代已經到來，而近來教育部執意推動的「高教納入自由經濟區」，必然會令此商品化趨勢更為嚴重。教育成為市場中少數人買得起的東西，所犧牲的正是它應當具有的、為整體社會服務的公共性，而直接的後果則是階級流動的停滯，社會階級不平等的強化。
高教商品化現象與高教內部許多制度的變化方向是一致的。從教師的角度來說，「學術績效」（或所謂「教師成就」）並非只是一個概念性的存在，而是已經落實在求職、評鑑制度、績效考核、升等審查與計畫申請之中了，這當然也直接改變了「獎懲制度」，甚至於工作的取得與喪失息息相關；這類制度顯示出市場的人資管理學思維已經完全掌控了大學校園，進一步導致整體學圈短視近利、追求「即時效益」的低劣學風。
人資管理學在考慮成本與績效的前提之下，人力的使用愈來愈嚴苛。能夠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的，大學就發明各種辦法盡量趕走，然後大量聘用兼任、博士後、專案與「約聘僱教師」，以降低成本；而對於學生勞動力（助理、助教、工讀生）的使用則透過「學習之名」規避勞動法令。而這又因為即將到來的少子化衝擊，成為各大學濫用人力與隨意解雇的藉口，進一步強化了高教淪落為純粹的經濟計算活動。
校園管理行政權力的高度擴張以及行事之蠻橫，也是近年來高教變遷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各種新制度（聘約、評鑑、升等、考核、鐘點、學雜費…等等）的引進與實施，即便引發異議，教師、職員與學生卻幾乎愈來愈難挑戰管理權威。校內的制衡力量難以發揮，教職員與學生對市場的績效管理主義產生的憤懣無以宣洩。
高教工會正是在上述的脈絡下出現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高教的嚴厲批判。從2012年成立到現在，我們所討論的議題，幾乎都是在面對高教市場化帶來的教育困境。這本年報裡頭所講的，都是過去我們作過的事：反對學費調漲、檢討大學（系所）評鑑制度、教師評鑑制度、揭露高教勞動非典化、兼任教師的勞動條件（健保、鐘點費議題）、（學生）兼任助理的權益保障、反對濫用助理、反對大學法人化（私人企業化）、捍衛私校教師的工作權、退場議題中的學生與教師權益…等等。
上述這些倡議行動中，有些有了初步的成果，有些則還待努力，而我們也在各別議題的對抗中，逐一摸索出不同於市場化的新願景：高教公共化，這至少應有下列三個內涵：
第一，社會正義。亦即，（包含高等）教育是一種國家提供給國民的公共服務，不應由市場來決定學費，應如同我國已簽訂的兩公約所言：逐步做到免學費。再者，私校本屬於公眾，不應成為私人的企業，甚至透過少子化過程謀取私利，私校的治理應受到嚴格的公共監督。最後，公校更不應當以法人化之名，行私人企業化之實。
第二，學術自由。對教師來說，公共化也意味著揚棄人資管理思維下的績效主義，讓大學能夠不受短視近利風氣的評鑑引導，並逐步建立有保障的教學研究制度與工作環境。
第三、勞動保障。勞動保障正是學術自由的前提，因為學術工作者若缺乏工作權與勞動條件的保護，處於喪失工作的威脅之下，最終只能被迫選擇投入管理權威所喜好的研究與教學。再者，勞動保障更應當及於兼任、專案等非典型雇用的教師、行政上支援教育的職員、以及身處於學術勞動底層的各類助理、工讀生。只有各類工作者完整的勞動保障，才是教育品質的基石。最後，因為大專校院關廠而流離失所的教師，應有恰當的制度使其回到高教領域繼續貢獻，而這正是提升台灣高教生師比（高教品質）的有利機會。
為了改正近十年高教市場化的後果，高教工會致力於上述理想的實踐。而我們的力量目前還非常微弱，需要高教領域的同仁與社會大眾的支持。如果你對這些現象有過抱怨，也認同我們提出的解決之道，不論你現在是否在高教領域中工作，我們都歡迎你加入工會，這是支持我們最直接的方式。我個人認為，在此高教市場化的惡劣時代中，作一個工會人，共同打造一個有意義、有尊嚴的學術工作環境，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