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高等教育需要工會？
文／陳尚志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
高詩雯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執行秘書
無論是為了自我實現或養家活口，絕大多數人都必須工作，而且工作往往是生活的主軸。在多數情況下，工作意味著我們受雇於人，為他人工作。即使是工作上相對自由的大學教師，也是學校的受雇者，為校方所設定的教學和研究目標而服務。做為個人，我們都處於雇主的權力支配下，或多或少在雇主的指揮監督下行事。原子化的個別工作者，和雇主力量比起來，非常渺小。舉例而言，當校方下達每三年要做一次教師評鑑的命令，有多少受雇者能拒絕？我們常覺得薪資過低或工作量太重，又有多少個別受雇者曾向雇主提出改變勞動條件的要求？在不平等的勞雇權力關係下，個別工作者往往無力又無奈，因為對雇主而言，工作不過是職位，幾乎沒有哪位工作者是不可替代的。
團結協力，就可能改變現況
面對職場上的不平等權力結構，個別工作者當然有一些不同的因應方式：有人相信那些管束工作者的規則是對的，被監督管理是理所當然；有人則害怕，選擇遵循規則，希望早日獲得相對安全的位置；有人選擇離開，追尋新的職場與人生；有人則勇敢採取個別性的反抗，訴求或被接受、被忽視或壓迫。但在高等教育領域，更常見的現象是：對身處的教育環境有著諸多抱怨，或慷慨批判或懷舊感傷，最後卻僅止於抱怨，自我放棄。我們都忘記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大家組織起來，齊心協力團結行動，就可能改變現況。
讓我們設想一個情境。假設今天校方想要修改教師評鑑辦法，增訂招生績效為評鑑項目。這時若能有校內多數教師願意出面具名連署，公開反對這個新辦法，校方要強行通過的可能性，相信將是微乎其微。這說明了團結的潛在力量。當然，大家常見的反應是：難就難在讓「多數教師願意具名連署」啊！這時候，正好顯現工會的重要性。
工會的作用和重要性
當不正義的事情發生，我們要一個個去勸服工作者參與連署，當然有難度。尤其，大家會擔心其他人是否也參與連署、或是否會因為連署而被秋後算帳。但如果多數工作者們平常就參加工會，一旦發生事情，由工會出面成為發動機，鼓勵會員參與連署，相信團結工作就容易的多。或者工會也可拿出教育部在2013年行文各校，「招生績效不得做為教師考核、評鑑、聘任依據」的公文，說明「教師評鑑辦法修改的正當程序」，可能馬上就為許多仍在思考「校方到底能不能這麼做」的教師釋疑。
其實，如果多數工作者們平常就參加工會，不正義的事情很可能就不會發生。因為按照目前的法律，一機構內超過二分之一的受雇者加入某工會，該工會就能提出團體協約的要求，資方無正當理由不能拒絕；一旦勞雇雙方能簽訂團體協約，通常是勞方團結和資方妥協結果，意味著工作者們能有較好的勞動環境。
工會是特殊的志願性組織，它的形成，主要為了抵抗在日常工作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當工作者明白個人的無力、體會到同事們的共同經驗，產生命運一體的感覺，意識到有必要成立正式組織，集結起來改變現況，工會就誕生了。工會隨時準備和雇主權力抗衡，捍衛工作者權利、改善勞動條件、甚至進一步去改變外在的政策法律或產業環境。因此，工會不只是爭取工作者切身利益的團體，更重要的是，它讓工作者和雇主平起平坐；參與和支持工會，是工作者拿回尊嚴的有意義行動。
在台灣，依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和勞資爭議處理法，工會享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工會的任務，包括和雇主締結或修改團體協約、協助會員處理勞資爭議、改善勞動條件與職場安全、推動修制訂相關政策和法令、及辦理勞動教育等。過去，台灣教師是被禁止組織工會的，在各界長期推動與抗爭下，2011年終於修法，還給教師工會團結權。其後，以中、小學教師為主體的各縣市教師會，基於工會和教師會法定地位大不相同，紛紛轉型為教師工會。以大專院校受雇者為組織對象的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也在2012年誕生。
團結改變高等教育
高教工會的成立，關鍵的背景是向下沉淪的「高教市場化」危機：藉市場競爭意識型態，政府一方面解除對高等教育的管制，一方面則透過不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扶植特定院校；大學則以市場和績效為目標，導入各種扭曲的評鑑、管控和營利制度。教師的勞動尊嚴因此被犧牲、大學精神被窄化；校園民主逐步瓦解、學術勞動自主性逐漸消失、最後損及學生受教權。
雖然目前多數會員為大學專任教師，但高教工會的組織對象有大專教研機構內不同身分的勞動者，包含專、兼任教師、編制內職員工友、約聘雇專案工作人員和教師、及專、兼任研究或教學助理。企圖超越企業工會的侷限，以產業工會形式涵蓋公、私立各大專校院，針對高教體制的全國性教育政策發言。以產業別組成的工會，在台灣是全新的經驗；包含眾多身分別，如何團結也是組織上全新挑戰。
工會（union）的意義就是團結。大學勞動者與台灣所有受雇者一樣，面對著工作環境日益惡化的問題，只有團結才能改變。消極面來說，工會可以揭發不合理工作現況、支援遭遇不當對待的會員、對抗不合理的評鑑和升等制度、阻止非典型雇用的惡化。積極面而言，工會可以透過與校方簽訂團體協約，保障教學與研究的自由，更進一步則能改變教育政策。加入工會，是知識分子改變台灣教育環境的一種集體手段。（現在就加入工會！http://www.theunion.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