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快報第163期】請給年輕學者更多公平的機會

文/黃涵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高教工會師大分部召集人

羅爾斯(John Rawls)在他的《正義的原則》(Principles of Justice),和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都曾指出,「才能至上正義」強調個人的優越能力與理應得到的社會資源成正比(meritorian justice),但是必須要有「公平機會」的原則,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正義。也就是說,體制性的機會不均等有可能妨礙個人成就與理想的追求,一切訴諸個人能力的會或是把個人能力提升到最崇高的社會價值,有可能漠視甚至強化不公義的社會與經濟結構。

台灣人對於「才能至上論」的價值觀應該不陌生。我們經常看到企業、學術、媒體和文化各行各業的「成功典範」,以家父長的口吻訓誡年輕人欠缺競爭力、努力不夠拿22K也是剛剛好,對他們而言,市場機制和生產效能是絕對的指標,用來衡量一個人的存在價值,所以有某黨台北市候選人指出單身失業者是高危險族群,彷彿是該被掃除的社會殘留物。循此邏輯,如果沒辦法在拿到博士學位後很快順利取得全職的大學教職或研究工作,一定是他們不夠優秀或努力。

台灣是不是一個只要努力就會出頭天的烏托邦,我不太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林林總總的才能至上論看似自由主義的立場,實質上把社會推向一個更受制於「看不見的手」、壓迫性結構、更不自由的機制。

針對政府正在研擬訂定博士後研究以6年為最高年限的政策,科技部國際司黃司長「年輕學者應更有勇氣」的一番話,充分反映出才能至上論:年輕學者做博士後研究是因為他們勇氣或努力不夠。真的是這樣嗎?

根據教育部2015年公布的統計資料(見《教育統計簡訊》第35號),我國每年的博士畢業人數來到了四千多人,相較於12年前成長了1.9倍(調查資料中更高者包括泰國2.7、馬來西亞4.6)。然而,大專院校教師人數近三年來卻呈現一路下滑的趨勢,106學年度來到4.7萬,較上學年減少1.4%,且年齡分布趨向老化,超過50歲者已高達54.4(見《教育統計簡訊》第91號)。這些事實發生的同時,也正是黃司長口中年輕學者勇氣不夠,大學和研究機構大量聘任博士後人員或其他包括約聘教師等非典型工作者的時間點。這些事實哪一點顯示出年輕學者不夠努力、不夠優秀?

遺憾的是,高等教育主管機關不但放任各大學經營者繼續以「少子化」合理化教職流動降低和教師老化,一切以成本和利益為考量縮減或凍結教研人員職缺,擴大聘任遠比正職教授更沒保障的博士後和約聘教師,還要責怪年輕學者沒有勇氣,暗示他們不夠努力和優秀,令人心寒與憤怒莫此為甚。年輕學者將人生黃金歲月投注在追求知識,這不就證明了他們的勇氣?他們不怕競爭,要的是更公平開放,更有理想性的競爭機制。

本文刊載於2018/08/17蘋果即時論壇(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817/1412358/?utm_source=FB&utm_medium=MWeb_Share&utm_campaign=https%3A%2F%2Ftw.appledaily.com%2Fnew%2Frealtime%2F20180817%2F1412358%2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