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一位評鑑制度的受迫害者之實際境遇，由高教工會理事長戴伯芬老師進行訪談，經當事人同意之後發表。）高雄苓雅區一座舊商辦大樓的二樓，一位五十歲的教授正開始他的新事業。空盪的五十坪辦公室剛完成整修油漆，辦公桌椅尚未完全就緒，諾大的空間卻僅有曹老師一個人，暑假聘的工讀生開學了，所以現在是一人公司。為了迎接客人的到來，他特別穿上深色西裝、打上鮮黃色的領帶，看來比較像是即將在學術場合發表演的講者，很難想像幾天前他才和工人一起動手裝修完這個辦公室。
初次見面，我們的到來讓他很高興，招呼我們坐下。望著L型落地貨架上整整兩大排的書，中文、日文都有，真正的商品反倒很少，只有一些茶葉、一兩樣陶瓷，看來不像商品樣本，反倒像是書架上的擺飾。桌上的傳真電話機響了，提醒我這真的不再是校園研究室了，而是一家公司辦公室。
無心插柳的學術之路
曹老師是高雄旗山人，1951年出生。父親也曾當過老師，但是因為家大有六個小孩，且當時薪俸微薄，所以由教轉為商兼務農，經營萬山YAMAHY機車。曹老師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在高屏地區賣了兩年機車、服完兵役之後，考進入文化大學史學系就讀。「來來來臺大、去去去美國」，當時那種升學主義的氛圍，所有人都認為取得學歷才有辦法成功，所以他也跟著擠大學窄門。隨後家中機車事業被日本企業併購，家道中落，大學第二年的生活開始陷入經濟困境，他以半工半讀，到醫院值大夜班，擔任行政與醫務助理的工作，辛苦完成大學學業。
大學畢業後，原來打算去日本念製菓學校，就是培訓日式與西式糕餅點心師傅的學校，計畫畢業後回臺開班授徒，開個咖啡點心店。沒想到在一年的日語課程之後，卻連考上了日本幾個國立大學，而當時所有的老師都建議他繼續念研究所深造。由於新潟大學提供宿舍與獎學金，經濟因素讓他放棄了東京的大學，轉到靠日本海的雪國新潟去讀書。除了醫學院之外，他應該是臺灣第一個去該校就讀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生。由於經濟壓力，他仍是半工半讀地辛苦在日本完成法律學碩士學位。為了繼續完成學業，在日本道路公司任職一年，再回去攻讀學位，最後取得社會科學博士，專攻臺日政府的比較。前後在日本待了八年的時間，從一位年輕留學生步入中年的新科博士。
論文寫作的最後一年來回臺灣日本之間，自1995年即開始在文化、空大、東吳等校兼課，教授日文、比較政治、日本政府與政治等。拿到學位回國之後有機會到國安會與大學就職。但當時年紀較且輕擁有政治理想的他，在總統府的國安會與大學之間，他選擇放棄進入學院的工作，想在國安會有一番作為。
2000年王廣亞校長在苗栗後龍設立育達技術學院，找他一起創立外語學院，也成為日語系主任。之後與育達的辦校理念不合，受聘到開南管理學院，主要在通識中心任教，又兼應用外語系主任以及研發長。一年後，高雄文藻外語專科學校，因升格學院增設二技與四技，找他回高雄擔任日文系系主任。然而，剛升格的文藻日文系，有專科、有二技、有四技，還有夜間部，為讓能系務順暢，住在學校宿舍，每天六點多出門到晚上十點多才宿舍。經過一年之後身體都操壞了，即使身在高雄，都忙到一年回家沒幾次。因此，2003年再度受開南大學郭石吉董事長的邀請，回到到開南大學任教於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就此在開南服務，直至2011年被迫離開為止。
2005年，由於研究的興趣，曹老師利用小三通可快速往返之便，再度赴廈門大學攻讀文學博士，以「高頻常用漢字對日華語教材之試編與分析」為主題，針對日漢語教學，提出一套因地制宜、以漢字與漢詞為槓桿工具，期發揮漢字詞正遷移作用的漢語教學新途徑，再度拿到第二個博士，也成為少數跨文學與社會科學的雙博士。
校園成為血汗工廠
從2000年到2011年，臺灣的大學「從雲端摔落到地獄」，大學教授剛開始是被禮聘進入大學，是受到尊敬的，不論是在學校或在外面都受到尊敬，甚至是受到學生的崇拜，但現在卻變成「付錢的是老大，教授變成高學歷的勞工」。過去的董事會成員與校長對於大學教師是尊重的，但現在學校董事長認為老師也只不過是員工，甚至曾經公開辱罵有超鐘點的老師，「認為他們與妓女有什麼不一樣？」曹老師歎了一口氣，「當眾，所有的教師都感到…. 」。學校不但對教師如此，對於行政人員更像在換拖鞋，當老師的還可以據理力爭，「我們有知識與能力對抗，但是行政人員比教師更淒慘幾十倍。」學校的老師除了要承擔教學、研究、行政與服務之外，還要兼「專業經理人」，負責學校創新或產學合作等，如學校招生、餐廳或老人長青照護、健康中心，負責相關的營收業務。
曹老師認為大量開放大學是當前高教環境惡化的主因。「學校如果沒有創造更大的利潤，沒有收到更多的學生，如何存活下去？」是私校經營者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大學以辦舞會、樣板式的高額獎學金來吸引學生，完全違背辦學的理念，是學校避開投資研究與厚實教學的障眼法。此外，學校對於教師的教學不斷過度地干預，如規定當率、執行二次退選等，而且要求學校教師簽訂切結書，要求教師主動放棄所有的權益，不准有任何申訴的舉動。開南大學更自2004年行政會議通過升等評鑑條款，2006年才納入教師聘約，對於教師的要求有三年評鑑條款及六年升等條款。三年條款是要求教師在三年之內每年都要有論文發表，六年條款是要求助理教授與副教授都需要在六年內完成升等程序。
但是校方對於升等評鑑論文的條件與論文認定標準卻一直在變動中，他過去的研究以冷戰後日本政黨政治的發展為主題，多半以中文與日文發表論文，但寫了三、四十篇的報告與論文都不計入校方認可，讓他在2010年的三年評鑑與2012年的六年升等兩次通過不續聘。2010年5月系校方指示系主任召開系教評會，欲以未符合校方三年條款通過他的不續聘案，後來他據理力爭，第二次審查結果是通過續聘的，後來在院又是先過、後不過，到校教評會卻以送審論文「人文社會科學院審查為『無法判定，請校教評會審議』」，欲通過不續聘案，然而歷經數度拉鋸的結果仍是續聘。即使好不容易通過三年條款，獲得續聘，但接下來仍須面對六年條款，然而曹老師拒絕提出升等，因為看到另一位同系所老師升等過程的艱熬，「外審都通過了，院要再次評分與審定，第一次通過，再開一次會變成不通過，又被打回來，過程之痛苦折磨….」，讓他決定直接放棄升等申請。
學校一直利用兩套標準在進行評鑑升等的審查，對於乖乖聽話，願意接受校方勞動條件的教師有一套審查與延聘方式，對於不聽話的教師動則祭出三年或六年條款予以停聘。學校會甚至在教師升等流程仍在教育部審查時，就將教師以升等未過而停聘。對於片面通過不續聘的教師，則逕行停止其授課、薪資以及健保與公保等相關福利的給付。校方經營層為了規避資遣費、退休金，老師變成最沒有工作保障，以六年為期，不斷壓榨教師的勞動力，私校教師現在的處境比勞工還不如，資遣沒有資遣費，還被冠上不適任的惡名，同時還停止了健保以及公保等權益。
在學校時並未決定要離開學校，而是要與學校繼續作戰。我曾經和院長溝通「如果老師人數真的太多就協議資遣，不需要將老師都污名化。」學術界的生存競爭卻如同生物界一樣原始而無情，然而並不是每位教師像曹老師一樣都有反抗的風骨，甚至可以有撫袖離去的勇氣。「我們每天都孜孜不倦地進行教學與研究，又不是犯了殺人、性騷擾的罪犯，卻被冠上『不適任』。錢、生命可以不要，當老師要的是尊嚴！學校用這樣的方式，我們一定會對抗到底。」曹老師循申評會提出申訴，經過了兩年多的申訴、訴願以及司法訴訟，質疑校方的不合理聘約以及升等評鑑審查等問題。「我還在學術圈時沒有想要離開學術圈，一定要戰到最後。」這些努力也增加了校方不續聘其他教師的壓力，暫時稍稍緩和了勞資之間的衝突。一直到2010年，校方正式以六年升等條款未過而正式不予續聘。五十歲留日雙博士的大學教授收到了一張停聘通知，正式結束了長達十七年的教學生涯。
臺灣淪為美國學術殖民地
大學老師進行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教學，但是現在卻以研究論文來匡住老師，大家耗費心力，只是為了滿足美式論文的要求。SSCI的研究是以美國思維下的英文論文產出，對於留學日本的學者而言，英文論文是一個難過的門檻。但問題在於在台灣做公共行政研究，為什麼要去投美國期刊？美國期刊又為什麼要接受台灣的經驗研究？「以SSCI的論文產出來評鑑我們是不是人才，讓臺灣連在學術上淪為美國的殖民地。」SSCI只是一個指標而已，是臺灣的整個思維都美國化，臺灣失去了自主創新能力，也讓美國以外的研究人才萎縮乃至消失。
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原來是衰退五年、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現在看來是長期衰退，積弱不振的日本原來以「第二次黑船到來」式的衝擊，重新再向歐美學習，結果更慘。臺灣一直在步日本的後塵，少子化、對大企業的補助，忽略了臺灣中小企業的動能，最後終於失去自己的創新動力。溫文儒雅的曹老師道出自己深切的憂心，沒有用任何情緒用語，也不會口出惡言地攻擊。
展望文創產業
與校方對抗的一千多個日子以來，時而要面對升等翻案的欣喜，時而要面對法院可能敗訴的頹喪，最糟時還曾經想過要自殺，但是決定退出校園之後，一連串的悲喜心酸都已經像是煙消雲散了。
望著貨架上的商品，曹老師目前將心力投注在文創商品，希望將高雄在地好的商品，像是魚鬆、魚脯、茶葉等，從原來市場的通路，以透過實體與網路雙軌行銷到中國大陸與日本。目前規劃的主要商品是從茶葉以及食品加工業，後續則將續推文創商品與藝文活動，公司才剛通過立案，一切有待重新開始。
在炙熱的南臺灣夏末，彷彿又看到了那個初到北國雪地，踏著新雪尋找貍貓身影的臺灣年輕人，浴火重生，再次面對生命中未知的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