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心聲】高教工會長庚大學分部召集人鄭惠芳教授發言稿

發布日期：2026年3 月26日

高教工會長庚大學分部召集人鄭惠芳教授發言稿（20260325）

根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函「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與庚大學間勞資爭議仲裁判斷書」（114年度北市勞仲字第01號，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發文字號：北市勞動字第1156029370號）

一、發言背景、長庚大學的教師之勞動尊嚴嚴重受損

我在長庚任教33年，是高教工會長庚大學分部的召集人。王永慶創辦人仍在世時，我就已在長庚大學的前身——長庚醫工學院任教。王永慶創辦人對教育充滿熱忱，十分禮遇教師，教師長期享有經常性的工作獎金與津貼。長庚大學能成為台灣頂尖大學、躋身世界大學評鑑前500大，我門也竭盡所能做出貢獻。然而這幾年長庚大學片面將教學型教師的基本教學時數提高約50%，大幅刪減原有的經常性獎金及津貼，並使教師評鑑制度更加嚴苛，使教師更容易被評為不及格。甚至有主管當面對教師講羞辱否定的話，嚴重損害了教師的勞動尊嚴。

二、教師反對被嚴重壓榨卻遭主管職場霸凌

當教師提出異議時，卻遭到施壓。教師連署抗議，竟被主管要求簽署「撤銷連署同意書」，甚至發生職場霸凌，且該職場霸凌案也已經調查成立確定在案。校方宣稱，提高授課時數是為了推動「教研分流」，以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與研究能量。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藉口，「教研分流」制度在長庚大學早已存在數十年。我一直都是通識教育中心的教學型教師，教學型老師也需做研究，只是學科性質有別，學校的研究資源不同，評鑒時教學比研究的成果在比重上為重。許多教師反映，在沉重的教學負擔下，導致身心俱疲、情緒憂鬱，「身心靈」嚴重受損，這樣的情況當然影響到教學。

三、工時過高對大學教育之影響：教師與學生層面

大學教師的工作負荷與壓力之大，早已非個案。聯合報2021年報導〈為了專業犧牲太多教授爸爸愧疚錯過孩子童年〉，正反映此一普遍困境。在升等、各類評鑑、適任性評量、獎勵機制的壓力下，教師不得不將心力集中於研究發表，致使教學投入不足，課後亦難以及時回應學生需求。此種結構性排擠，削弱教學品質，直接影響學生之受教權益。

必須強調，在既有負荷已重的情況下，再增加50%工時，絕對是進一步惡化問題。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相關公約精神，工時應合理安排，以避免過勞並保障休息與健康。教師亦為勞動者，其勞動條件攸關教育品質，理應受到保障。

四、仲裁判斷書揭示：「大學自治」不能作為侵害教師的人權與勞動權益之藉口

我們向學校反映都得到反效果。非常感謝高教工會協助申請勞資調解。調解不成後，又進一步申請勞資爭議仲裁。令人極為感慨的是，長庚大學的教師竟必須透過勞資仲裁，才能爭取到我們應有的最基本勞動條件。

2026年3月，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仲裁判斷書已裁定：「教師增加授課時數，即可能壓縮教師原先備課或研究時間。」因此主文第一點裁決應回復原先授課時數：教授每週8小時、副教授與助理教授9小時、講師10小時，也就是跟公立大學的教師一樣。該仲裁判斷書主文第二點已裁決：「固定津貼之不利變更應得教師之同意。」 因此，長庚大學依法絕對不能片面刪減經常性工作獎金，既應恢復原來的固定津貼，且應對於過去未經教師同意卻片面被刪減的固定津貼全數補回。

在仲裁過程中，長庚大學一再以《大學法》第一條「大學自治」為擋箭牌，聲稱學校有權修改基本教學時數、教師評鑑制度及工作獎金等。這次勞資爭議仲裁結果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清楚揭示：大學自治並不代表長庚大學可以無視教師的勞動權益，片面既加工時又減薪，嚴重壓榨大學教師。

長庚大學以大學自治為名，透過校務會議、教務會議、主管會議等程序，片面改惡教師的勞動條件，這些會議的委員大多數是校長欽點的主管，利益糾纏相結合在一起，完全未尊重少數教師的人權與基本勞動權益。

五、呼籲社會大眾嚴格監督長庚大學

回顧2024年11月，勞動部曾發生疑因工作過載與職場霸凌而導致員工不幸輕生的事件，提醒我們：過勞與職場霸凌很可怕。過勞與職場霸凌就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在長庚大學的教師會因過勞而垮掉，也會因威脅、恐嚇、羞辱與霸凌而崩潰。勞動條件不斷被改惡，讓我們意識到《教師法》對教師的保障，比不上《勞動基準法》對勞工的保障。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長庚大學，與長庚榮辱與共。今天我們的發言，不是為了惡意攻擊，而是希望長庚大學能變得更好。今天我們有戴著面具的大學教授，就是在向社會大眾共同表達我們對「長庚大學治理不當」的憤怒。大學教授必須戴著面具發聲，本身就說明長庚大學的治理已發生嚴重問題，必須解決。我們在此鄭重呼籲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