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承接評估的敷衍，暴露行政的形式主義
教育部多次表示曾協助洽詢承接單位，但實際作為卻漏洞百出。112年至114年間，雖曾函詢部分中央與地方機關，卻未系統性詢問國立大專校院的承接意願，這本身就是程序上的重大缺失。
更荒謬的是，113年教育部誤以為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有承接意願，召開協調會後卻當場遭否認。這不只是行政烏龍，而是顯示承接評估流於表面，缺乏事前溝通與實質準備。若連最基本的承接意向都無法確認，那麼「校產歸公」就只剩下對外說帖。
五、真正的諷刺：當公共承接出現，卻被經費擋下
114年，情勢出現轉機。法人主動擴大徵詢範圍，終於有三所國立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表達初步承接意願。這正是退場條例最理想的結果：公共資產，由公共體系接手。
然而，教育部的回應卻是冷酷的一句「經費不足」。沒有跨部會協調，沒有替代財源設計，只有拒絕。三所學校最終相繼放棄。這一刻，問題已不在於制度設計，而在於政治選擇。當主管機關選擇不為公共利益編列預算，所謂的「校產歸公」便形同虛設。
六、逼拍賣，卻不給規則：最危險的行政卸責
在承接全面受阻後，清算人不得不研議公開標售。然而，亞太校地多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山坡地保育區，涉及複雜的用途變更與分區限制。若在規則不明下拍賣，極可能導致校產賤售，甚至成為特定資本操作的標的。
公益董事多次向教育部詢問拍賣資格、用途變更、過戶可能性與價格設定原則，卻只得到抽象回覆，實質問題一概推給其他機關。更嚴重的是，在跨部會協詢尚未完成前，教育部竟以「處分未有實質進展」為由，拒絕撥付清算經費。這等同於一種行政勒索：不照指示拍賣，就讓你無法運作。
七、集體請辭：不是抗議，而是明志
在這樣的結構下，公益董事若選擇留下，反而可能成為未來政治與司法追責的對象。一旦校產因拍賣而引發爭議，第一個被質疑的，往往不是躲在程序後方的主管機關，而是簽字的董事。集體請辭，並非情緒化抗爭，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明志行為。這是用離場來劃清界線，拒絕成為制度失靈的替罪羊。
八、如果退場只剩「快」，公共資產終將流失
亞太案的意義，不在於結局如何，而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當退場制度只追求效率，而不願承擔公共責任時，「校產歸公」就會變成一句空話。這不只是教育部的問題，而是整個行政體系對公共資產的態度問題。若行政院與相關部會不正視此案，未來每一次私校退場，都可能重演相同劇本，即公共資產在制度縫隙中流向市場，而社會只能事後追悔。
公益董事已經用最沉重的方式示警。接下來，該被問責的，不是離開的人，而是掌握權力、卻選擇最省事道路的那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