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教育部「假研議，真調漲」！拒為學費調漲背書！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拒絕出席「常態性學雜費調整工作圈」聲明 2012.5.26
今年三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對大學學費調漲一事，公開發表了「大學學費高漲，將壓垮學生和教育！」聲明。隨後並至教育部前，聲援跨校師生發起的反學費調漲行動。（完整聲明可見http://2012theunion.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23.html）
在外界壓力下，教育部宣布大學學費暫緩調漲一學期。同時，教育部私下挑選了數名學者、專家、代表，匆匆組成「常態性學雜費調整專案小組」，聲稱要在半年內做出研究，定調「大學學雜費政策」。
原本教育部長蔣偉寧於立法院答詢時，曾公開承諾將邀請高教工會加入專案小組。然而，事後卻又反悔，聲稱高教工會不適合參與專案小組。我們不得不懷疑：教育部是在知悉高教工會的立場是「反對學費調漲、要求逐年調降」、「課徵資本利得以擴大教育經費」後，為了要有效促成「調漲學費」的決議，因此有意地排除了工會擔任專案小組成員，僅邀請工會代表參與不具實質決策效果的「工作圈」、「公聽會」等外部諮詢會議。
對於教育部的此種做法，屬於官方常有的政治操作，工會雖不滿，但並不意外；不過工會認為有責任藉此公開指出：教育部目前進行的「研究案」恐已有既定立場，所謂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實為「調漲方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拒絕出席5/28教育部所舉辦的外部「工作圈」會議；而選擇以公開聲明的方式，對於學費調漲一事，再次重申反對的立場。
我們已指出過，學費調漲與否，不只是一個單一的政策，反映的是台灣政府日益支持「市場基本教義」意識形態，在這種想法下，學費調漲的同時，政府也會減少給予大學公共資源。事實上，這只是拿學生和家長的血汗錢，來貼補政府應承擔的公共責任而已；這絲毫不會擴張教育資源，也自然無法改善教育品質。
過去十年來，台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不但從未成長，甚至已從平均28000元掉到26000元，「青年貧窮化」已是新生代的夢靨。政府若願考量學生承受的壓力、物價攀升，此刻反而應當投入資源，讓學費適當「調降」才是。但官方從未思索此一可能，只在思考「如何調漲」才能說服大眾，讓學費爭議數十年如一日。
財政困難往往是政府的說詞，但是，我們要知道，政府如欲擴充普及高等教育，本來就有投入充足經費之義務。提供充足普遍的公立高等教育，幾乎是世界先進各國皆為遵循之圭臬。而這得倚賴進行進步的稅改，課徵資本利得以擴大稅收，才能實踐教育公共化。
相關理念，民間的反高學費運動已提出十多年，但從未見官方有正面回應，僅推說「這事關財政部，並非教育部職權」。如今，從目前教育部委託進行的「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基礎研究專案計畫書」中顯示，官方關注的重心在於「在哪些條件(或架構)下，由學校自主調整學雜費」、「學雜費調整之校內程序」（頁6）等技術面向，而依然無意處理「如何擴大公共教育經費」的財政問題，或辯論台灣高教是否應朝向「公共化」。可想而知，在經費困難下，自然只會導出「學費必須調漲」的結論。而頂多只有先調漲誰、漲多少、依據什麼指標、公式為何…的差別而已。
再者，從學術研究的立場來看，學雜費制度牽涉到的範疇相當廣泛，包括了基本理論、教育經費、稅收來源、使用效能、公私立大學差別，甚至該計畫書也預定進行跨國比較。合理的推論，光是半年時間，肯定無法做出深入的研究，至少難以進行廣泛、有品質的討論。更何況，這計畫僅有1位專案助理，數位兼任研究員和助理。然而，教育部卻有意要求在半年後就拿出成果，急於為隔年調漲學費鋪路，這再次顯露了官方沒有誠心要面對學費爭議的本質。
並且，除了學費爭議之外，就在同一時間，蔣偉寧等教育部官員還同時推動著「大學自主治理」等有意架空校園民主的「改革」方案，屢屢為根本不受公共監督、任由教育私有化、市場化的「大學法人化」做準備。教育部特別選定了南台灣最大型的綜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開刀，有意把它做成「自由與企業合作，自由和學生收費」的大學典範，改變台灣高教未來的正常環境。儘管受到校內諸多師生批評，目前仍預定要在暑假強渡關山。從這一連串的措施顯示，教育部對於開放學費自由調漲等措施，早有了既定的立場，根本不顧批評，只是在想如何有效推動而已。
我們依然肯認辛苦參加會議的各界學者、代表的努力。但我們要指出，綜上所述，教育部實際上缺乏討論我國學費問題的誠意，而只是想找學界和各界人士來為其「調漲」立場背書。我們認為，教育部該承擔起決策責任，面對社會的質疑，而不應躲在研究案、委員會的背後來粉飾太平。
高教工會將繼續透過草根、公開的方式，監督我國政府的學雜費政策，以朝向「高教公共化」、「反對學費調漲、要求逐年調降」、「課徵資本利得以擴大教育經費」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