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週前,媒體刊出國科會主委、副主委聯名撰寫的〈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一文,文中指出,國科會決定將捨棄以「論文計點」的評審模式,改以文章的實質內容,做為審查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的主要依據。一時引起了各界的討論和支持之聲。
表面上來看,以「獨尊SCI、SSCI」、「計算論文點數」的方式來評鑑學者的表現,當然大有問題。國科會此次做出反省,不過是順應學界多年來的批判聲浪,做出回應而已。但我們要追問:學術評鑑的問題,只在於「獨尊論文點數」嗎?還是說,在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問題?
實際上,觀察台灣高等教育近幾年來的發展,「拚論文」頂多是高教扭曲的冰山一角而已。在高等教育已日益「產業化」和「市場化」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如今要就是有幸進入大學擔任教職,在校方「人力資源管理」的考量下,也經常得從低薪、不穩定的兼任教師、專案教師做起,就是順利成為正式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階段,也要繼續拚升等、否則恐遭解聘。結果是大學教師日益普遍的「過勞」現象,只能應付校方不斷提高的各類要求,而無心於真誠的教學與研究。
也是在這樣教育工作「非典化」、「不穩定化」、「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所謂「計算論文點數」來競爭與評鑑的體制,才會如此生效、並造成嚴重的扭曲效果。否則,官方喊一套標準,底下陽奉陰違,在教育界也不是令人意外的狀況,官方「獨尊SCI、SSCI」豈會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現實來說,高教工作不穩定化的狀況,早已逼著學者們要接受一切校方、政府、甚至企業的要求。「拚論文」不過是其中之一。而政府有意把大學當作產業來辦,透過各種績效指標,來強化大學的「生產力」,更是使這一邏輯更加嚴重。
舉例來說,本來應屬師生對話互動的教學活動,已被化約為「教學滿意度」作為評鑑指標,逼得教師得戰戰兢兢。在這之外,大學教師也開始被要求「拚專利」、「拚計畫」、「拚會議」。在學校制式的評鑑表格和教師基本資料中,這都是被要求填寫的項目,甚至成為升等的參考要件。
又或者,大學也開始要求教師要有「產學合作」的能力,把教師「和廠商的合作關係」納入教師評鑑當中。一些大學,晚近甚至強制每名教師皆須取得一定的產學合作經費,否則不予續聘;於是導致了「部分教師得私下拿錢給廠商,請廠商再以產學合作之名提供回給教師」的亂象。當然,也不少教授自此肆無忌憚地和廠商掛勾,把自身的研究室直接當成企業的外包研發部門,校方還將其視為「有能力的教授」。
而這樣源自資本和政府的生產、競爭壓力,從壓迫大學,到壓迫教授,再向下延伸,壓迫研究生、行政人員。學生則被當成教學活動的「服務對象」,而不是「參與者」。高教扭曲無一倖免。
種種現象表明,高教評鑑的問題,不只在於「獨尊SCI、SSCI論文」、「偏重量化指標」,實際上,儘管是採取「質化指標」、納入「學術外的表現」,高教扭曲的問題,恐怕也不會根本改變。頂多是從「拚論文」,改為拚別的東西。
根本原因在於,一方面,政府有意讓高等教育工作環境日益惡化、不穩定化、階層化,使得多數學者面對外在勢力將被予取予求。二方面,政府錯將大學當成產業來辦:教育部與各大學,不斷地提高學者們的勞動強度,以生產更多的研究成果,爭取更多的競爭性經費(如官方的「5年5百億」、各類補貼計畫,或私部門的產學合作經費)。這樣錯置大學為產業的思維沒改變前,高教從業人員的惡性競爭壓力只會維持,就是換上別的指標來評鑑,頂多改變扭曲的方向、而不會改變扭曲的程度。
因此,我們對大學評鑑各種不合理之處的批判與反抗,有上升的必要。我們不只該要反對「獨尊SCI、SSCI」的學術評鑑標準,更要反對問題的來源之一──非典化、不穩定化的高教工作環境,以及和評鑑掛勾的「減少固定公共經費補助」趨勢──逼使大學斯文掃地隨評鑑起舞的元兇。並且,我們更需要反對高教產業化,節制盲目競爭與生產的邏輯,以爭回一個把真誠教學與研究當目的的高等教育。
2012-7-12 台灣立報 作者:陳書涵、陳政亮
(前為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辦公室主任,後為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