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青龍／高教工會大雄分部召集人，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原文取自：https://www.storm.mg/article/3740894?mode=whole）
新冠疫情持續延燒，至今尚未見到趨緩的跡象，日前（6/7）行政院宣佈延長三級警戒管制至6月28日，全國各級學校也配合停止到校上課至暑假。這是自5月15日第一次宣佈停課以來，第二度延長停課的教育命令，這對已實施二十多天線上教學的各級學校而言，或許早就在意料之中，也都默默地接受這樣的行政命令。
對此，筆者身為大學教師，在實施三周的線上教學之後，心中一直有個疑問揮之不去，那就是：教育部的「停課不停學」政策為什麼不能改成「直接提前放暑假」？喔，或許有些人認為筆者是一個想趁機偷懶的壞老師，故而才會有此念頭。但是，真的是這樣嗎？其實筆者真正想問的是：究竟是怎樣的社會文化讓我們的學生必須一直承受著「不能停止學習」的壓力？從過去的寒暑假作業、各式課後輔導或寒輔、暑輔課程到一直無法在台灣根絕的補習教育，為什麼台灣學生的學習時數總是居全球之冠（根據統計，阿根廷的學生一天只需要上課4小時，日本、德國、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國家則約6至6.5小時；上課時數較長的國家包括法國、南韓、北韓、中國，約8至9小時，而台灣學生的上課時數竟然超越了北韓、中國，達到了9.5個小時），就連現在疫情嚴重的時期，都不能一刻鬆懈學習的腳步？
說是遠距的線上教學，但是事實上除了少數性質特殊的課程外，多數線上的遠距教學品質真的跟在教室內的實際教學還是有很大的效果落差。雖然線上教學也有其遠距教學的優點，但普遍看來仍有諸多挑戰，例如：缺乏面對面的交流、學生能立即作出的回饋有限、學生需要有較強大的自我激勵和時間管理能力、測驗或評量不易預防作弊、理論講述外的實踐課程不易操作、學習品質不易認證和保證……等都是常見的缺點。當然，或許有人會說：就算線上教學有諸多缺失與不足，但總比讓學生們放空不學習好吧？！
這就是重點所在了。雖不難理解華人文化中「勤能補拙、吃苦耐勞、好學不倦……等」民族性格，但歷史早就告訴我們「正確的決策與方向，比盲目的努力更重要」。如果以台灣過去所有莘莘學子們付出的高時數學習代價而言，台灣的學習風氣或學術成就早就該居全球之冠了，但事實上卻是台灣畢業後的社會人士每年的讀書閱讀連一冊都不到。為何？這是因為過量過多的學習內容，早就撐壞了所有學生的學習胃口，逐漸形成了台灣民眾普遍的閱讀或學習厭食症了。
對此，或許作為義務教育的中、小學雖發現線上教學品質不佳，但在封閉的社會輿論與教育政策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地苦挨至暑假到來。不過，有些國立大學（例如東華大學）卻早已看出這個趨勢而直接向教育部報備提早一至兩周放暑假而不必再浪費教學資源，只為滿足形式上的18周上課時數。相形之下，同樣是高等教育的大多數私立大學卻不敢這麼做，因為它們深怕被冠上偷懶或教學不確實的不良形象。以南部某私立大學為例，自教育部公佈「停課不停學」政策以來，雖然校內線上教學的設備仍有諸多尚未完備之處，但卻執意要求「停止到校上課，但不停學」的遠距教學模式，甚至為了突顯認真教學的良好形象，特別制定諸多規定以防止「教師不認真教學」或「學生不好好學習」的情形發生，例如：「教學、評量佐證資料均應上傳至學校教學平台。資料佐證說明如下：(1)遠距教學採同步教學者提交8成以上教學錄影、非同步教學者提交6成以上教學錄影與相關補充方式之資料；(2)交報告可擷取某一學生繳交報告之Email畫面；(3)測驗提交測驗卷檔案；(4)其他方式得自行決定佐證方式。」筆者聞之不禁失笑，這哪裡是大學教育啊，根本就是把大學師生當成小偷一般地防弊。
諸如此類的高教怪象正在各大學裡熱烈上演中，但是自從台灣疫情延燒以來，幾乎所有新聞媒體的關注焦點都集中在每天的確診人數及其傳播足跡，其他所有與疫情非相關的新聞事件，似乎就像《西線無戰事》一樣地平靜，更不用說平日裡就已經少被關注的教育類新聞了。可是，各位讀者們您知道嗎？光是在過去這一個多月裡，台灣的高等教育就相繼出現了許多重大的議題，但都未見媒體報導。例如：立法院持續動的《重點領域產學條例》，即將把國立大學規劃成一個不受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國有財產法、政府採購法等法律管制的產學怪獸；私校諮詢委員會以19比0的票數通過停辦稻江和台觀的停辦申請，就等教育部6月核定後就會執行；更不用提像「中原大學去年2月要一位編制內助理教授『自願離職』，教育部認定違法後，但學校仍持續不給薪長達16個月，造成老師生活陷入困境」這樣的事件，又有誰會注意到呢？
如果說疫情緊急，所以應該停止一切不需要的人際接觸、停辦一些非必要的活動、勿須關注太多與疫情非相關的新聞消息，那麼筆者自然就能理解「5月12日衛福部宣佈：為讓醫院更安心、全心的投入抗疫工作，並減少人員聚集、降低醫院的負擔，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停止辦理2年，評鑑合格效期亦配合展延。」這則新聞消息中衛福部對醫護單位的善意。如此一來，筆者便自然聯想到：喔，原來醫療評鑑是屬於非必要性的事務活動。但是，不對呀，過去所有的評鑑事務（不論是醫療評鑑或是大學評鑑）總是被形容成是必要的、而且是攸關品質保證的重要事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過去被定位是至關緊要的評鑑活動，在疫情緊急這面照妖放大鏡下，竟原來是一場可有可無、隨時可延期或刪除的事務？
猶記得2016年，筆者曾與南華大學周平教授（目前為高教工會理事長）騎摩托車環島，為的就是台灣的高教與醫療現況，環島過程中透過演講、座談、及與各地民眾探討現行制度的各種弊病，甚至途經台北市時，還在教育部門口舉行了一場記者會，為台灣高等教育診脈而提出「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等7項訴求。言猶在耳，卻發現當初所關心的「醫療與高教」，如今卻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向：既然醫療評鑑可以停辦，那麼為何高教評鑑卻仍然如火如荼進行呢？難道它比醫療評鑑還迫切緊急？
如果細說起台灣的高等教育評鑑，姑且不論它是否迫切緊到非辦不可的地步，單就其過去十多年來實施後的弊病，又何止一端。從2006到2016年，教育部共進行了兩個週期的大學系所評鑑，但在評鑑過程中各大學卻過度誇大辦學成果與追求快速有效的KPI績效，其結果反而造成教學品質與研究能量的下降。歷經兩次的大學評鑑過後，台灣的大學教育現場早已荒腔走板、亂象叢生，致使2017年2月8日，教育部長潘文忠正式宣布：教育部自今年起停止辦理系所評鑑，回歸由學校依專業發展自行規劃，以真正落實大學自主治理精神，各系所確保教學品質的機制也將融入未來校務評鑑項目之中。顯見，教育部已經意識到，在第一、二週期的系所評鑑過程中，各大學花費大量金錢與氣力應付評鑑，編造出一批又一批的華麗「作文」，可是大學的品質並沒有獲得實質改善、學生的教育資源也沒有更豐富，反倒是大學裡的教職員生變得更忙碌、勞動及學習條件變得更差了。故而教育部明文公告：落實行政減量，讓各大學系所有選擇權，自主決定需不需辦理評鑑，更不希望校方高層執意強迫系所評鑑而引發反彈（參見＜謝青龍觀點：借屍還魂的大學系所評鑑＞）。
如今，台灣疫情未見消退跡象，各大公司行號及公部門機關，莫不因應疫情大量縮減人員流動及停辦許多非必要的活動，就連醫療評鑑都必須暫緩兩年實施。但是，現今許多公私立大學的行政主事者，非但沒有吸取過去十多年高教評鑑的失敗經驗，甚至故意忽視教育部的明文公告，執意必須辦理大學系所評鑑的各項業務，真不知到底所為何來？
顯然，大學系所評鑑對台灣的各大學而言，它早已是一個食之無味的雞肋，但為何各大學的主政者仍津津有味地啃食這根雞肋不放？
或許我們可以在荷蘭歷史學家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支持「全民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改變每個人的3個狂熱夢想》書裡找到些許答案。布雷格曼認為當代全球資本化的社會型態裡，我們每天從事對個人或社會毫無價值的垃圾工作、面對過勞死的高風險、及在與機器的競賽中注定成為輸家，我們還可以擁有夢想與人生嗎？他大膽地提出三個瘋狂的構想，希望能藉此徹底改變當代每一個人的生活，那就是全民基本收入（不論貧富或年紀，為每個人制定一個能夠保證最低生活費用，沒有審查、無強制工作、無條件的全民基本收入）、縮短工時（每週的工作時間縮短至15小時）和開放國界（人們可以自由地搬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
看到了嗎？「垃圾工作」（trash work）正在侵蝕戕害著當代人的生活，根據布雷格曼的說法，人類70％的工作都是被發明出來消耗多餘人力的垃圾工作。如果這個數據可信，那麼隨著這場新冠病毒的疫情延燒，當人們開始著手減少不必要、非緊急的工作項目時，不就正突顯了這些垃圾工作的原始面貌了嗎？無論平日裡我們是如何強調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當碰到疫情緊急時刻時，我們才驚覺到原來這些工作或活動其實都是可以不用做的。於是，這些垃圾工作就現出了原形了。
顯見，所謂的「垃圾工作」就是指無價值的工作，即對職業生涯提升幾乎沒有幫助或是幫助極少的工作。據統計，在每個企業的日常工作中都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垃圾工作，它們消耗了員工的大把的時間和精力。那麼這些垃圾工作又是如何被形成的呢？其實它們常常是源於企業管理者的某些不切實際的念頭，然後往下推演被一層又一層的中階主管或基層工作人員無限放大後的工作內容。於是愈是基層的工作者，他的垃圾工作量愈大，這是因為與中階或高階主管相比，他們所擁有的資源最少且能做的決定也最少，為了讓上級長官們滿意，他們只好可能做得更多，於是就發展出近70％的工作量，是在層層疊疊地揣摩上意的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
對此，筆者不禁聯想到一位管理學界的朋友曾說過的一句玩笑話：「所謂管理，就是先挖一個坑把大家都推進去，然後再教大家如何從坑裡爬出來的過程。」現在的大學系所評鑑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實例嗎？各大學主導評鑑的管理者用心地揣摩教育部的上意，設定了一大堆評鑑的指標與辦法，然後又指導著一、二級主管們依著這些指標努力地規劃出一堆政策與目標，最後工作落在基層的教職員生身上，大家拼命地造出一堆活動和成果，然後各大學的主政者看著這些無從辨別真假的「辦學成果」，洋洋得意地說：「我們達標了！通過評鑑了！」殊不知，在這場無意義的評鑑過程中，所謂的通過或合格，終究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標籤符號罷了，更何況，在這場新冠疫情的考驗下，它早已被遺忘到整個社會邊緣的角落裡，所剩下的，大概只有那些仍必須寄生在評鑑制度裡以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大學主政者，以及被這些無限放大垃圾工作量的可憐基層教職員生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