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04採訪通知】教育部請動起來! 解散南榮違法董事會 確保師生權益受保障

    日前南榮科大教職員驚爆遭學校欠薪,學校高層至今卻始終神隱,拒絕出面負責;甚至傳出可能想藉此引入財團入主,使學校近9億校產藉退場過程淪為私產。

    對此,南榮科大教師代表將與高教工會一同召開記者會,指出教育部立刻介入,聲請解散違法董事會,確保師生權益,杜絕財團染指校產的必要。

    出席記者會的南榮教師指出,南榮前校長黃聰亮涉及的販賣假學歷醜聞,已於108年2月27日遭法院重判15年有期徒刑。但共同涉案的董事及行政團隊,卻仍居學校高層,未遭教育部徹查或自請離退。據了解,董事會中竟有八人家屬甚至本人購買或使用黃聰亮假論文假學歷,以致黃聰亮遭起訴判刑,董事會只宣稱毫不知情,卻未曾針對黃聰亮事件對南榮科大造成損害提出賠償告訴,甚至還以校產為個人墊付應繳回官方之補助款。該董事會已明顯失職失能,教育部卻遲未依私校法向法院聲請解散部分或全部董事,造成了南榮師生深陷不確定的危機之中。

    南榮教職員目前已組成了「高教工會南榮分部」。工會呼籲:官方面對私校高層不正辦學亂象,絕不能再不聞不問,使師生淪為犧牲品。針對南榮涉案高層與欠薪爭議,政府應立即依私校法聲請解散董事會,改派公益董事及適任校長,並且由學校資產為擔保向政府基金融資借款,確保學生原校畢業權利及教職員薪資權益,並嚴密監管學校資產回歸公共教育使用,成為私校遭遇危機妥適因應的典範。

時間:2019年6月4日上午十點

地點:高教工會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59巷6號4樓)

(圖片出處: 該圖片由David Mark在Pixabay上發布)

【2019.06.03 新聞稿】誰說台灣大學學費太便宜?全球大學學費排行榜出爐,台灣高居第十四!

長久以來,調漲學雜費一直是各大學校長的心聲。曾有調查指出,高達九成的校長支持學費自由化(備註1)。面對學雜費調整爭議,教育部也時常聲稱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台灣的「大學學費收費已相當低廉」,長期凍漲將影響教學品質。然而,台灣的大學學費與世界各國相比真的太便宜了嗎?維護、提升教學品質,難道唯有漲學費一途?

青委會於是展開調查,收集、整理了全球人均GDP前一百高國家的大學學雜費資料,最終發現:在世界各國中,台灣的學費不僅不便宜,更是高居第十四名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調查的目的為:比較全球人均GDP前一百名國家之一學年大學學士生的學雜費。各國之人均GDP取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的資料(備註2)。我們收集了各國公私校學生的人數比例、公私校分別的平均學雜費,並依據公私校學雜費和人數比例,計算加權之各國平均學雜費。

我們以依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換算後的學雜費,進行國際比較。購買力平價根據各國之物價因素、生活水準,來校正學雜費數據。此比較方法是參考OECD官方每年出版的《教育概覽》(Education at a Glance)。該出版物每年列出OECD國家依購買力平價換算之一學年平均學雜費。各國數據之資料來源、詳細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請見附表(https://tinyurl.com/yyeu6jgj)。

經整理,有五個國家(多明尼加共和國、波札那、伊朗、伊拉克、巴林)因資料不齊全,不納入比較。根據其餘九十五個國家的狀況,我們得出以下調查結果:

(一)台灣學費不便宜,位居全球第十四高

台灣公校學生佔34%、私校學生佔66%;公校學雜費為3,946美元、私校學雜費為7,389美元,平均學雜費則為6,218美元,是所有國家中的第十四高。相較之下,全球的平均為3,055美元、中位數為1,774美元(備註3)。也就是說,台灣學費絕非教育官員或大學校長常常聲稱的「太過低廉」;相反地,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學雜費遠高出全球平均和中位數,其實是位居昂貴的一端!

圖一、世界各國大學一學年整體平均學雜費

(二)各國學費多屬低廉,高學費國家是少數

一學年學雜費在1,000美元以下的國家,就已經有41個,佔43.6%。3,000美元以下的國家共62個(佔66.0%),已接近七成。亦即,大多數國家的學生都能以遠低於台灣的學雜費,享有高等教育。相反地,官方與大學校長喜愛拿出來跟台灣比較的美國(12,428美元,第五名)、日本(7,733美元,第七名)、南韓(7,556美元,第九名)的高學費,其實是少數國家的狀況。

圖二、世界各國大學一學年整體平均學雜費分佈圖

(三)二十國實施免學費政策,值得台灣借鏡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調查的一百個國家中共有20個(佔21.1%)國家實施免學費政策,詳見表二。實施免學費的國家遍布世界各大洲,且無論經濟水平之高低(在此以人均GDP排名衡量)都有免學費的例子。其中,與台灣人均GDP相近的免學費國家包括瑞典、德國、丹麥等。此外,紐西蘭自去年起也逐步實施免學費政策,從2018年免去大學第一年學費,至2024年時將免去前三年之學費。這些免學費政策的例子值得教育部、以及支持學費自由化的全台校長們借鏡。

(四)教育品質差不是因為學費便宜,是公共資源挹注不足

回到大學校長們認為應學費鬆綁以反映成本、教育部聲稱凍漲學費將不利教學品質上。由前面的全世界學費排行榜可知,「台灣學費已相當低廉」並非事實。那麼,造成教育品質低落的原因何在呢?

青委會指出,根本因素是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資源挹注一直是不足的。根據教育部統計,台灣政府高教經費占GDP比率僅0.68%,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1.32%(備註4)。如果政府願意提高對高教資源的挹注,根本用不著鬆綁在全世界已屬高昂的學費,甚至可能調降學費,減輕青年負擔!

根據陳麗珠於2009年發表的〈我國大學學雜費之分析與研議〉,一名大學生就讀大學四年所必須付出的費用達80-100萬。這個經濟負擔,反映在占大專校院多數的私校學生中,有三成的學生必須申請學貸。畢業後除了揹學貸,生活開銷更是昂貴,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台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2.1萬,若在台北市工作,開銷更高達2.8萬。以畢業起薪2.8萬,青年非常可能面臨「月光」甚至入不敷出的窘境。

最近又到了每年教育部審核各校調漲學雜費的日子。青委會呼籲,教育部應正視高學費對貧窮青年造成的沉重負擔、不應讓任何一所學校調漲學雜費。青委會指出,在台灣學費高居全球第十四名的情況下,教育部更應立即研議增加高教預算、調降學雜費的政策!

青委會的訴求:

一、教育部應駁回任何一間大專校院之學雜費調漲申請!

二、教育部應立即研議調降學雜費!

三、課徵資本利得稅,大幅提高高教經費以提升教育品質!

圖三、世界各國大學生一學年學雜費統計分佈地圖
(原圖連結:https://tinyurl.com/y4bj3var )

備註1:見聯合報報導〈解經營困境 9成校長贊成高教學費自由化〉,2017年7月11日。

備註2:見https://tinyurl.com/yay74jea

備註3:除購買力平價換算之學雜費比較,我們亦比較了名目學雜費,台灣為2,951美元,仍高居第24名。全球平均為1,966美元,中位數857美元。名目學雜費之世界排名請見:https://tinyurl.com/y37q2w9q

備註4:見https://tinyurl.com/y5wpxy9y

高教工會南榮分部成立! 教職員生團結共進,捍衛高教正常環境

在南榮科大教職員的號召與奔走下,今日「高教工會南榮分部」正式成立。由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與會見證,並由出席會員推選出分部召集人應日系許金彥老師、副召集人企管系沈哲宇老師。

近來南榮校方的種種不正辦學、停招、欠薪危機頻生,顯示教職員若選擇沉默,只會讓董事會與學校高層繼續犧牲教職員權益。在南榮風雨飄搖的時刻,我們呼籲要團結南榮教職員生,共同努力來度過難關與確保權益。

透過分部成立的機會,高教工會與南榮教職員和各校教師表達以下訊息:

一、 大專教職員參加工會,受到《工會法》的保護;而且教職員的續聘權益本受《教師法》與《勞動基準法》保障。依法參加工會活動,同仁無須擔憂。

二、 工會分部成立是為了讓南榮永續經營,與學校經營團隊和政府機關理性對話,確保師生權益。請大家切勿再相信「沉默隱忍才是出路」的資方說詞。我們也呼籲各校教職員儘速集體加入工會,共同監督校務,切勿接受假性的「自願離退」或「同意減欠薪」。

三、 南榮校方團隊曾公開宣稱,南榮要走向「中信金模式」。然而興國學院轉為中信金,實際上是將絕大多數興國教師逼退,甚至要求諸多興國學生轉學;興國師生辛苦累積的教育公產,則淪為財團私有。這絕不是我們期望的未來。

四、 工會分部屬於全體南榮教職員的工會會員。我們將遵循內部民主參與原則,並與工會秘書處一同努力,為南榮教職員打拼。

我們將會擇日公開說明,南榮科大師生所遭遇學校高層不正辦學的種種問題,呼籲社會大眾一同監督學校的發展,杜絕進一步犧牲師生權益的不當作為。

線上加入高教工會:https://www.theunion.org.tw

【大學快報第198期】「動機」觀點看「大專教師限期升等」 修法

洪朝貴/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針對日前教師法修法,欲將「限年升等、教師評鑑」納入解雇條款一事,主事者顯然不懂大學、不懂教授、更不懂動機。不過這個制度可能也會為臺灣帶來一個意外的貢獻。

不需要威脅,光是現有的利誘,就已經足以讓教授們停止思考與關心重要的議題、促使教授們只關心論文發表點數。「學者的智慧」變成「期刊的財產」,這種違反知識分享、違反創作者利益、剝納稅人兩層皮的無腦文化,卻很少聽到教育部或國內重量級學者表達意見。於是論文集點的文化,變成餵養學術寄生蟲產業的養份,而此次的教師法修法一旦通過,將迫使大學教授們為了生存更加賣力地成為學術寄生蟲產業的免費奴工。

除非他們選擇投到Open Access(開放取用)的期刊。但是某些「掠奪性期刊」也採取Open Access的授權。在欠缺主流討論與分辨的情況下,正派的Open Access很可能會一併被污名化。這個修法一旦通過, 最後受惠最多的,很可能會是持續壓榨教授與敲詐圖書館的學術寄生蟲產業,或是超低門檻的真正「掠奪性期刊」。主導修法的行政院將成為劣幣逐良幣的幫凶。

「外在動機」從來就不是最好的鼓勵方式,特別當它可以變成一個量化指標時,尤其如此。Goodhart’s Law 說:「當一個度量數值被當成目標來追逐時,它就不再是個好的指標。」最新的一個實例是中共中宣部用來宣傳習思想的「學習強國」洗腦 app。很快地,GitHub網站上就出現了刷分軟體「Fuck XueXiQiangGuo」。

這種現象雖然在華人社會特別明顯,但並不是華人社會獨有的特色,而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Daniel Pink在「叫人意想不到的激勵科學」TED演講裡感嘆: 「你一心以為你設的奬勵,能使他們思考更快,創造力更高,誰知卻弄巧反拙,思考失色了,創造力受到窒礙。你要知道,這個實驗結果並不是偶然的偏差,重複又重複都得到同一結果,四十年來,沒有例外,這種外設的推動力,你做了這個,便得到那個,在某些情況下可行,但在很多其他事情上卻不行,甚至有時會適得其反,這是在社會科學界裡,最穩健的研究發現之一,卻也是最被人忽略的一個。」

是的,管理教育界、管理社會學者的行政院,看來打算直接忽略這些研究成果,並沒有要就此議題請教那些被管理的社會學者的意思。畢竟,政府鼓勵學者做研究的最重要意義,在於衝高論文點數績效,而不在於發揮研究的「使用價值」、把研究結果應用於改善社會制度啊!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或立場來看,這未必是壞事。畢竟,對統治者而言,「有自主意志、喜歡獨立思考、被內在動機而非外在動機驅動」的那些人(例如 「我們與惡的距離」裡的王赦律師)是煩人的問題製造者。殺死社會思考能力的一個好的方式,就是設計一些制度,把那些原本應該帶領大家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轉變成高效率的集點追分機器。一旦知識份子被「胡蘿蔔、棍子」馴化,這個社會的雜音就會降低。那些原本想要關心(無助升等的)環境/勞工權/健保公平/性別議題/資訊人權/隱私/……等等社會議題的教授們,在不續聘的壓力之下,大部分只好乖乖回到政府所規畫的集點競技場,再也沒有餘力「作怪搗亂」。

能夠在丟飯碗壓力之下活下來,還能夠繼續堅持的將成為少數中的少數,影響力也將大減。(例如「众学者声援许章润」事件)就像「How China’s Rulers Control Society: Opportunity, Nationalism, Fear」這篇文章所說的一樣,(升等的)機會與(丟飯碗的)恐懼有助於統治者控制社會。不論是民、國兩黨想要降低執政時反對各項政策的雜音,或是未來當共產黨接收臺灣 — 然後導入「社會信用」積分體制 — 的時候,在新制度的潛移默化下,優先關心「拼經濟顧飯碗」的學者們,將更可能協助統治者說服民眾,降低抗議音量、減少接管的磨擦。這或許是這個制度對臺灣社會所能帶來的最大意外貢獻。

原文部落格連結:

資訊人權貴ㄓ疑  https://ckhung0.blogspot.com/2019/04/publish-perish.html

(圖片出處: 該圖片由Alexas_Fotos在Pixabay上發布)



「動機」觀點看「大專教師限期升等」 修法

洪朝貴/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針對日前教師法修法,欲將「限年升等、教師評鑑」納入解雇條款一事,主事者顯然不懂大學、不懂教授、更不懂動機。不過這個制度可能也會為臺灣帶來一個意外的貢獻。

不需要威脅,光是現有的利誘,就已經足以讓教授們停止思考與關心重要的議題、促使教授們只關心論文發表點數。「學者的智慧」變成「期刊的財產」,這種違反知識分享、違反創作者利益、剝納稅人兩層皮的無腦文化,卻很少聽到教育部或國內重量級學者表達意見。於是論文集點的文化,變成餵養學術寄生蟲產業的養份,而此次的教師法修法一旦通過,將迫使大學教授們為了生存更加賣力地成為學術寄生蟲產業的免費奴工。

除非他們選擇投到Open Access(開放取用)的期刊。但是某些「掠奪性期刊」也採取Open Access的授權。在欠缺主流討論與分辨的情況下,正派的Open Access很可能會一併被污名化。這個修法一旦通過, 最後受惠最多的,很可能會是持續壓榨教授與敲詐圖書館的學術寄生蟲產業,或是超低門檻的真正「掠奪性期刊」。主導修法的行政院將成為劣幣逐良幣的幫凶。

「外在動機」從來就不是最好的鼓勵方式,特別當它可以變成一個量化指標時,尤其如此。Goodhart’s Law 說:「當一個度量數值被當成目標來追逐時,它就不再是個好的指標。」最新的一個實例是中共中宣部用來宣傳習思想的「學習強國」洗腦 app。很快地,GitHub網站上就出現了刷分軟體「Fuck XueXiQiangGuo」。

這種現象雖然在華人社會特別明顯,但並不是華人社會獨有的特色,而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Daniel Pink在「叫人意想不到的激勵科學」TED演講裡感嘆: 「你一心以為你設的奬勵,能使他們思考更快,創造力更高,誰知卻弄巧反拙,思考失色了,創造力受到窒礙。你要知道,這個實驗結果並不是偶然的偏差,重複又重複都得到同一結果,四十年來,沒有例外,這種外設的推動力,你做了這個,便得到那個,在某些情況下可行,但在很多其他事情上卻不行,甚至有時會適得其反,這是在社會科學界裡,最穩健的研究發現之一,卻也是最被人忽略的一個。」

是的,管理教育界、管理社會學者的行政院,看來打算直接忽略這些研究成果,並沒有要就此議題請教那些被管理的社會學者的意思。畢竟,政府鼓勵學者做研究的最重要意義,在於衝高論文點數績效,而不在於發揮研究的「使用價值」、把研究結果應用於改善社會制度啊!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或立場來看,這未必是壞事。畢竟,對統治者而言,「有自主意志、喜歡獨立思考、被內在動機而非外在動機驅動」的那些人(例如 「我們與惡的距離」裡的王赦律師)是煩人的問題製造者。殺死社會思考能力的一個好的方式,就是設計一些制度,把那些原本應該帶領大家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轉變成高效率的集點追分機器。一旦知識份子被「胡蘿蔔、棍子」馴化,這個社會的雜音就會降低。那些原本想要關心(無助升等的)環境/勞工權/健保公平/性別議題/資訊人權/隱私/……等等社會議題的教授們,在不續聘的壓力之下,大部分只好乖乖回到政府所規畫的集點競技場,再也沒有餘力「作怪搗亂」。

能夠在丟飯碗壓力之下活下來,還能夠繼續堅持的將成為少數中的少數,影響力也將大減。(例如「众学者声援许章润」事件)就像「How China’s Rulers Control Society: Opportunity, Nationalism, Fear」這篇文章所說的一樣,(升等的)機會與(丟飯碗的)恐懼有助於統治者控制社會。不論是民、國兩黨想要降低執政時反對各項政策的雜音,或是未來當共產黨接收臺灣 — 然後導入「社會信用」積分體制 — 的時候,在新制度的潛移默化下,優先關心「拼經濟顧飯碗」的學者們,將更可能協助統治者說服民眾,降低抗議音量、減少接管的磨擦。這或許是這個制度對臺灣社會所能帶來的最大意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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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快報第197期】國立中正大學屢屢敗訴,還想「以刑逼勞」?嘉義地檢署不起訴處分,還林姓心理師清白!

  國立中正大學在2015年(民國104年)違法解雇林姓諮商心理師一案,中正校方已遭法院判決違法敗訴,其惡意提出的檢舉裁罰也遭訴願機關撤銷,本會對此曾做過兩次報導(大學快報第156期第185期),並曾呼籲國立中正大學「盡速恢復林心理師的工作權益,並且應對過往的不當處理進行檢討與道歉,為教職員工的工作尊嚴與進修權益,做出應有的改善」。

  遺憾的是,國立中正大學行政高層似乎不願自省改正。學校在民事訴訟敗訴、遭法院確認其解僱實屬違法後,不但提出上訴(預定即將於2019年6月底宣判),而且竟以林姓心理師到校外演講未完成請假手續為由,聲稱其觸犯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詐欺取財罪」,向嘉義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

  中正的浮濫提告,逼使林姓心理師與司法機關得為其奔波。近日,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在充分調查後,作成了108年偵字第1097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中正的刑事告訴無理由。然而中正校方卻仍執意繼續聲請「再議」,形同「輸不起」一般,始終不願自省作為國立大學禁止校內心理師進修、甚至對其違法解雇的荒謬。

  嘉義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中載明:「員工於上班時間,遇有家庭、個人偶發事件所在多有,未事先辦理請假程序完備,未能準時到班或早退,待嗣後補請休假程序,尚於人事管考可容忍之範疇內…被告在告訴人處任職多年,偶有因疏失或遺忘…,尚在情理之中,實難遽指其有何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故意。況告訴意旨(二)(1)、(2)所涉之金額,合計尚不足2000元,金額實微,若謂被告貪此小利而有不法所有意圖,非無可疑;復參以告訴人提出附表一、二所示之日之刷卡紀錄,被告簽退時間多有遲至晚間6、7時以後,顯逾前揭辦公簽退時間,足見被告有以下班時間補足辦公時間應完成工作之意思,益徵其未有不法所有意圖。」明確還了林姓心理師的清白。

  簡言之,勞方平常為了完成職務內容,經常有加班都還沒跟學校計較加班費了,學校卻聲稱勞方漏了請假外出演講就是「詐欺取財」,這有沒有太誇張?

  其實,中正大學並非不瞭解,民事都已敗訴,其刑事提告要「成功」,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但民事敗訴後再濫加提起刑事訴訟和行政檢舉,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增加林姓諮商心理師的心理壓力,逼使其「自行放棄恢復原職」。國立中正大學此種「以刑逼勞」的做法,可說是濫用國家社會資源,藉此來行私刑之職場暴力,成為雇主最壞、最惡劣的錯誤示範。

  為了杜絕大學高層此種不正目的,高教工會將持續與林姓心理師站在一起,毫無畏懼地捍衛其應有的工作權益。我們也呼籲社會各界繼續關心林姓心理師一案,直到其完整恢復原職,取回所有大專教職員工都應享有的權益和尊嚴為止。

  同時,我們也主張教育部作為主管機關,不該放任中正大學拿納稅人辛苦補助的教育資源,濫用校聘律師對其教職員恣意「追殺」。對此種違法解雇與濫權告訴的行徑,既然已一再遭救濟機關所撤銷或駁回,其主事者及決策者,應當受到應有的懲戒與監督!

  我們仍期盼中正行政高層自省檢討其違法行徑,主動撤回不當的上訴、再議、檢舉,恢復林姓心理師的職務和全數權益。否則,待學校再次敗訴來臨之時,本會將與林姓心理師一同將此等爭議公諸於世,邀請學界與社會各界公評,共同杜絕此種惡質的大學雇主行徑。

相關連結:
【大學快報第156期】: 國立中正大學違法解雇員工、一審遭判敗訴後竟還惡意霸凌?! 敬邀大專院校的師生共同關注/聲援受害諮商心理師

【大學快報第185期】國立中正大學惡意栽贓員工遭駁斥! 林姓諮商心理師訴願成功!

(圖片出處: 該圖片由CQF-avocat在Pixabay上發布)

【2019.05.28聲明】國立中正大學屢屢敗訴,還想「以刑逼勞」?嘉義地檢署不起訴處分,還林姓心理師清白!

  國立中正大學在2015年(民國104年)違法解雇林姓諮商心理師一案,中正校方已遭法院判決違法敗訴,其惡意提出的檢舉裁罰也遭訴願機關撤銷,本會對此曾做過兩次報導(大學快報第156期第185期),並曾呼籲國立中正大學「盡速恢復林心理師的工作權益,並且應對過往的不當處理進行檢討與道歉,為教職員工的工作尊嚴與進修權益,做出應有的改善」。

  遺憾的是,國立中正大學行政高層似乎不願自省改正。學校在民事訴訟敗訴、遭法院確認其解僱實屬違法後,不但提出上訴(預定即將於2019年6月底宣判),而且竟以林姓心理師到校外演講未完成請假手續為由,聲稱其觸犯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詐欺取財罪」,向嘉義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

  中正的浮濫提告,逼使林姓心理師與司法機關得為其奔波。近日,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在充分調查後,作成了108年偵字第1097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中正的刑事告訴無理由。然而中正校方卻仍執意繼續聲請「再議」,形同「輸不起」一般,始終不願自省作為國立大學禁止校內心理師進修、甚至對其違法解雇的荒謬。

  嘉義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中載明:「員工於上班時間,遇有家庭、個人偶發事件所在多有,未事先辦理請假程序完備,未能準時到班或早退,待嗣後補請休假程序,尚於人事管考可容忍之範疇內…被告在告訴人處任職多年,偶有因疏失或遺忘…,尚在情理之中,實難遽指其有何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取財之故意。況告訴意旨(二)(1)、(2)所涉之金額,合計尚不足2000元,金額實微,若謂被告貪此小利而有不法所有意圖,非無可疑;復參以告訴人提出附表一、二所示之日之刷卡紀錄,被告簽退時間多有遲至晚間6、7時以後,顯逾前揭辦公簽退時間,足見被告有以下班時間補足辦公時間應完成工作之意思,益徵其未有不法所有意圖。」明確還了林姓心理師的清白。

  簡言之,勞方平常為了完成職務內容,經常有加班都還沒跟學校計較加班費了,學校卻聲稱勞方漏了請假外出演講就是「詐欺取財」,這有沒有太誇張?

  其實,中正大學並非不瞭解,民事都已敗訴,其刑事提告要「成功」,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但民事敗訴後再濫加提起刑事訴訟和行政檢舉,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增加林姓諮商心理師的心理壓力,逼使其「自行放棄恢復原職」。國立中正大學此種「以刑逼勞」的做法,可說是濫用國家社會資源,藉此來行私刑之職場暴力,成為雇主最壞、最惡劣的錯誤示範。

  為了杜絕大學高層此種不正目的,高教工會將持續與林姓心理師站在一起,毫無畏懼地捍衛其應有的工作權益。我們也呼籲社會各界繼續關心林姓心理師一案,直到其完整恢復原職,取回所有大專教職員工都應享有的權益和尊嚴為止。

  同時,我們也主張教育部作為主管機關,不該放任中正大學拿納稅人辛苦補助的教育資源,濫用校聘律師對其教職員恣意「追殺」。對此種違法解雇與濫權告訴的行徑,既然已一再遭救濟機關所撤銷或駁回,其主事者及決策者,應當受到應有的懲戒與監督!

  我們仍期盼中正行政高層自省檢討其違法行徑,主動撤回不當的上訴、再議、檢舉,恢復林姓心理師的職務和全數權益。否則,待學校再次敗訴來臨之時,本會將與林姓心理師一同將此等爭議公諸於世,邀請學界與社會各界公評,共同杜絕此種惡質的大學雇主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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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快報第156期】: 國立中正大學違法解雇員工、一審遭判敗訴後竟還惡意霸凌?! 敬邀大專院校的師生共同關注/聲援受害諮商心理師

【大學快報第185期】國立中正大學惡意栽贓員工遭駁斥! 林姓諮商心理師訴願成功!

(圖片出處: 該圖片由CQF-avocat在Pixabay上發布)

【大學快報第196期】博士臨時工:英國大學「零時合約」的血汗剝削

轉載自 轉角國際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115270

曾育勤/德國杜賓根大學漢學系助理教授,兼任歐洲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3月份(備註:2018年)英國高教工會針對資方提出的退休金改革方案發起罷工,動員61校、持續四週,影響了上百萬名學生。目前雙方談判中,尚未取得共識。當時的罷工行動引起廣泛回響並受到支持的因素之一,除了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本身之外,支持者對雇傭關係的不確定性與缺乏未來保障的憂慮,造成高教員工對退休金改革方案產生更強烈的反對情緒。

罷工前夕,英國肯特大學校方威脅欲參加罷工的教師:如果參與罷工,將不會支付他們的薪水,如果罷工後沒有補課,將會扣一半的薪水。

針對校方的強硬態度,肯特大學的鐘點講師、兼課研究生,以及校園內其他非正職合約保障的「不穩定工作者」(precarious staff)聯合發表聲明,抨擊校方對合法的罷工參與者不合理的對待,並強烈抗議他們在「非典型雇傭關係」下,長期受到的剝削。

聲明宣稱,作為第一線教學人員,他們一肩扛起絕大部份的教學工作;但這些非典型受聘者一年所賺的薪水,卻可能比學生一年所付的學費還少。不平等的薪資結構,更讓許多學術勞動者,掙扎於英國貧窮線的邊緣。

根據英國高教產業統計報告,2016/17學年度,高教產業總共有13萬8,405名專任教師,而兼職教師加上其它「非典型雇用教師」總計有超過10萬名非正職教師

此外,英國大學工會(UCU )也曾在2013年發起調查:當時145所回應調查的英國大學中,約有3分之2的大學,以「零時合約」(Zero-Hour Contract)的方式雇用高教教師。在英國,零時合約指的是一種不保障工作時數、做多少領多少的鐘點工作契約。

比固定時數的「兼職合約」 (Part-Time Contract),零時合約更沒有保障。美其名工作時數彈性:但現實是:校方、系上想給工作就給,不給的話就全喝西北風。由於「零時工」的臭名遠播,各校便統一口徑,將不固定時數的非典型雇傭合約,統稱為「臨時合約」(casual contract)。

但臨時合約與零時工,差距甚微。以布里斯托大學的臨時合約模板為例,合約清楚標示:臨時合約受雇者「不是大學員工」,學校沒有義務提供工作,受雇者也沒有義務要接受。此外,這些教師沒有夜間與假日加班費,也沒有年假或病假;但在被合約綁死的狀況下,卻時常被要求得臨時帶課、隨call隨上。

由於高教零時工的高度不確定性,在不知道下個月或明年,到底能賺多少錢的情況下,這些教師們基本上無法為自己的生涯,做任何長期規劃。例如每年5月教學結束後,這批零時工便沒有收入;每年10月開學前的1個多月,學校也常常「突然發現」這學期的學生人數比較多,而得臨時開缺、多找1位零時工來擋,但找來的不一定是專精於所授課程內容的人——不過對學校來說,只要有人上台上課、改作業,授課內容是否為是教師的專長反而是其次。

零時教師鐘點費的計算方式與價格,通常是1個小時的授課會付額外的1.5-3小時的準備鐘點;但如果同一課程內容,講授第2次或第3次,校方支付的準備時間鐘點則會遞減。鐘點費通常是最低薪資的2倍多,但教學工作是「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1個月前被臨時通知要上一門不熟悉的課,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絕對比賺的鐘點費多出好幾倍。非典型勞動所犧牲的,最終還是零工時教師自己的時間。

英國全國學生會(NUS)警告,讓授課教師長期處於掙扎求生的邊緣,承受低薪與無安全感,將影響其教學品質,也將使學生蒙受其害。就連筆者身邊的臨時合約教師們,聚餐時的話題永遠都是「最近又有多少篇作業要改」、「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改完最多份作業」、以及「今年能拿到幾個小時的課」。

這樣的薪資在臨時教員與正職教授之間,也形成一道巨大的鴻溝。一樣的授課時數,拿到的錢卻相差千里,掙扎求生的臨時教師們心中的剝奪感不難想像。更不用說這些學校的副校長們,還領著比英國首相高3倍的超級高薪

大學中的「零時工」,有許多是在學博士候選人及剛畢業的新科博士生。學校基於招生與學術研究指標需求招收博士生,順便用這些「小鮮肝」來滿足大學部裡龐大的第一線教學需求。

這些博士生花上3至5年的時間取得學位;但畢業後卻得面對教職市場飽和的現實,便只能繼續留下來擔任教學工作,成為長期零時工。據估計,超過4分之3的資淺學術工作者,只能拿到臨時合約——他們是第一線授課的主力軍,為了學校收取的上萬鎊大學學費,而面對著龐大年輕學子們。

2012年,英國政府在高教自由化的旗幟下,強壓遍地的學生抗議,逕行將本國及歐盟生學費調漲3倍,再加上2015年英國正式廢除「招生人數限制」後,英國大學們更是全力廣招學生以求「變現」——這意謂的是,更多的授課需求以及課堂學生人數的暴增——但可觀的學費收入與大量授課需求,並沒有被轉化為更多正職的講師、教授職位。

根據校方說法:臨時合約可讓這批博士在學生、或剛畢業的博士累積教學經驗,「為未來的求職鋪路」。但這類的藉口,卻無法正當化校方連續數年,都僅以臨時合約聘用同一教師。


這些博士生花上3至5年的時間取得學位;但畢業後卻得面對教職市場飽和的現實,便只能繼續留下來擔任教學工作,成為長期零時工。 圖/肯特大學


號稱英國長春藤聯盟的「羅素大學集團」,是學術圈內臨時合約的最大用戶。以旗下的伯明罕大學為例,70%的教師簽的是臨時合約,其次則是華威大學的68%。這些學校強調:為了在競爭激烈的高教市場中生存,他們必須保持高度彈性,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並對資金進行靈活的應用。

但所謂的「靈活運用」,竟是將大學盈餘,拿去蓋新大樓、宿舍,而不是把錢花在聘請正職教員——像是前述臨時合約大戶伯明罕大學,2016年就「闊氣」地砸下了5億英鎊的擴建案,其中包括了5,500萬鎊的運動中心與學生宿舍;但在此一「競爭力彈性」的彼端,伯明罕大學校內70%教員,都只拿著是臨時合約,他們勒緊褲帶、苦撐著低於平均薪資的微薄薪水,卻還巴望著有一天能轉為正職。

UCU預見了臨時合約將會失控成長,在2014年開始反對臨時合約倡議,發動「撲滅臨時合約」(Stamp Out Casual Contracts)行動,呼籲穩定的工作才能帶給學生高品質的教學。4年過去了,目前將近一半的大學仍雇用零時工,68%的高教研究人員簽的是兼職短期合約。但這並不是因為學校沒有預算招聘正職人員。

2016/17學年度,英國所有大學的學費總收入為177億英鎊,佔高教產業總收入的52.2%。在大學預期高教產業會蓬勃發的樂觀前提下,學校紛紛將這到手的大把現金用來投資擴張,蓋新大樓、新設施以吸引更多付高額學費的學生——諷刺的是,訂定這些擴張計畫的當時,沒有人預期到脫歐的到來。脫歐後,來自歐洲的學生勢必大幅減少,影響更大的是佔教師總人數超過兩成的歐盟教師。因此,結構失調的英國高教,要如何面對2020年正式脫歐的衝擊,混亂的當下也令所有學術從業者心驚膽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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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工會大專兼任教師爭權大事紀
兼任教師權益Q&A

(圖片出處: 該圖片由かねのり 三浦、HYUNGNAM PARK、Pexels在Pixabay上發布)

【大學快報第195期】進步或退步修法?新版《教師法》與舊版的比較

2019年5月1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了《教師法》修正條文,回顧整個修法過程,我們曾對行政院(3月7日)院版草案,提出過十點質疑;對大專教師而言,現在可以簡單對照一下新舊《教師法》,看看行政院與立法院到底如何回應了我們的批評

以下,詳述此次修法的程序與內容的爭議。

一、「處理不適任教師」與「緊縮大專教師權益」

此次修法過程中,行政院對外表示是「為了處理高中以下之不適任教師」;其公開發言,也完全集中在「中小學學生遭受性犯罪與身心虐待」的問題上。或許基於這樣的理由,行政院在研擬草案的過程中,從未找過高教工會討論。直到3月7日草案公布,我們才發現,院版草案其實有不少與「性犯罪、身心虐待」無關的條文。例如:「增加教師之行政義務」、「開放校方可以訂定嚴苛之升等標準」、「限期升等與教師評鑑成為解雇要件」。

把這三點放在一起分析,我們便可以理解其對高教教師造成的傷害。現實上,許多大專教師正因校方以「限年未升等」或「教師評鑑」為手段(稱此為「違反聘約情結重大」)而遭到不續聘的命運。而很多校方訂定的「升等資格與教師評鑑」又經常不當的納入許多行政義務(招生人數、產學金額、負責行政業務……等等);這除了導致教師被迫無端付出更多非本職的勞力、使得學術與研究自由遭到嚴重的干擾、更令校內權力關係往行政方傾斜。

這幾年透過許多受害大專教師的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與高等法院已經屢屢宣告教育部與學校所為不續聘乃是違法的作為;法院透過判決書已確認,一位大專老師究竟是否不適任,必須要有清楚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具體事實,而非能單以「升等或評鑑未通過」來解雇大專教師。教育部自己也曾發文通知各校「必須依照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的意旨來審酌不續聘案」。

而於此時,行政院卻把「增加教師之行政義務」、「開放校方可以訂定嚴苛之升等標準」、「限期升等與教師評鑑成為解雇要件」這三條文送至立法院,實在令人費解。基於事實,我們只能合理推論:行政院藉著「處理中小學身心虐待與性犯罪的不適任教師」的社會聲浪,偷渡了「緊縮大專教師工作權益」的條文。雖然,這三點經過工會發動的連署與各方努力後,在立院已經被阻擋下來。但回顧行政院的基本心態,仍可以推論出:他們是以「緊縮教師工作權益」為基調的。

二、行政院版本忘了「續聘保障」

關於「緊縮教師權益」還有一個值得說的插曲。在原先《教師法》中對於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是以「反向列舉」來運作的,亦即「除非教師如何……,否則不能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而在0307的行政院版則改成「正向列舉」,亦即「教師若如何……,應予解聘…」,但卻取消了「若無如何…之續聘義務」。搭配上我國大專教師依法都是以1~2年的定期聘約來聘任,依行政院版,學校儘管沒有法定解雇理由、教師也未有不當作為,聘約到期竟有可能不再有「續聘義務」,與現行廣大編制外教師可恣意被校方不續聘的處境完全相同。

此問題經我們披露後,教育部次長在立院(4/17)座談會時公開說,絕對不會造成這樣的狀況,教師一定會有續聘保障。的確,後來教育部也把「限縮式列舉」原則放回到第13條去了(真是萬幸)!

惡意的想,說行政院有意透過《教師法》修正,一舉消滅全國教師的續聘保障;這連我們工會都難以置信。實情可能是:行政院在擬定草案時「意外的忘記了續聘保障」!畢竟整部《教師法》修正焦點是集中在「處理不適任教師」的,行政官僚把全部心力都放在「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要件與程序的設計上,關於《教師法》的法律功能尚應包含「促進教師專業」與「教師權益保障」這樣的念頭,大概也很難在心中升起吧!白話的說,教師權益因為不在行政院的核心考量裡,於是不小心把所有教師基本續聘保障一起丟掉,應當是對此「意外」的合理解釋。

三、「模糊字眼」與「未明確之法律要件」的改正

除了上述四條條文外,尚有一條是行政院在14、15、18條中皆新增的相同條款,這比起原先的《教師法》增加了「道德倫理」或「微小犯規」的文字,並將之列為解聘(14)、不續聘(15)、停聘(18)的要件。原來是:「行為違反法規,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政院版是:「行為違反法規,且違反教師專業倫理、學術倫理或損害教師職務之尊嚴,經學校查證屬實」。雖然行政院對此條文的解釋是「將違反法規的類型限縮在專業倫理、學術倫理、教師職務尊嚴上,更可以保障教師權益」;但我們認為,增加了「且違反……」的文字,在實務上反倒增加了學校把「違反專業倫理、學術倫理、教師職務之尊嚴」這類的模糊道德概念,理解為「可解雇教師」的標準,並反過來「去發現相關法規」。

這並非是對行政院「善意」(如果有的話)的惡意解讀,事實上我們觀察近幾年大專教師遭解雇的一些個案,可以發現在「升等或評鑑未過」案件中,校方「刻意加入倫理瑕疵」的案件開始浮現;這可能是校方難以用「升等與評鑑未過」來解雇教師後,新發明的方法。基於這樣的理由,在政院版中增列「專業倫理、學術倫理或教師職務尊嚴」這類的文字,反而會提高教師被以類似藉口解雇的風險。話又說回來,若按舊《教師法》之規範,法院已有判決指出,所謂「違反法規」應解聘或不續聘的參考座標,要和其他各款解聘事由如「性犯罪、身心虐待、毒品……」等罪行相等,也就是「違反法規之惡劣程度」其實要達到相當的程度,才能確認應剝奪教師工作權;相反的,政院版把參考點往「倫理與尊嚴問題」去移動,的確有鬆開解雇門檻的潛在危險。

還好,這樣的文字最終並沒有通過。相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14、15條中,以「有期徒刑刑期」,而非「特定之罪行」,作為解雇教師的要件;這一點在舊的《教師法》中,就已經是如此了。以政院版14條來說,「因故意犯罪受二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未獲宣告緩刑」將遭受解聘、以及終身不得聘任的處罰;15條則是「受一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將遭到解聘、以及1至4年不得聘任的處罰。我們認為,以「不特定之罪行(雖然刑期確定)」解雇教師並不合理,這可能會導致「思想犯、政治犯、社運犯、或年輕時犯罪但已改過」的教師被剝奪工作權。

經過工會批評後,立法院最終刪除了「以刑期作為解雇教師標準」的條文(儘管遺憾的是,若觸犯刑法內亂罪外患罪,仍一律被作為終身不得任教的解聘要件)!比起舊的《教師法》,這的確是一個進步。這大概是整部《教師法》修改中,唯一相對進步的立法了。如果我們觀察「退場教師的安置」、「兼任教師的權利保護」、以及「救濟成功回聘後的薪資補回」這三點,我們更可以看到整部《教師法》對於弱勢教師權益保護的退卻。

四、對弱勢教師權益保障的退卻

若我們正視台灣高教正遭遇退場困境的殘酷現實,應可觀察到已有為數不少的教師因為(系/所/院/校)停辦而被迫離開高教領域。若一切條件都不變,因少子化因素造成的離退浪潮恐將再持續十年以上,說上萬教師失業還是最保守的估計。而伴隨這個浪潮的,則是高教聘僱政策的緊縮,所有學校現在幾乎都透過「非典型雇用」(兼任、專案、約聘)來代替正職,並稱之這是為了「因應少子化、降低成本」的必要作法;同時,對內則強化績效管理(招生、產學…等),動輒以解雇作為威脅,並實際上透過各種手段逼退教師。於此高教危機中,我們的法制規範如何對待這三類弱勢教師(被迫離退、非典型雇用、遭解雇的教師),特別是如何呈現在《教師法》中,最能反應出國家面對高教危機的心態。

以因退場而被迫離開的教師而言,在舊的《教師法》15條中雖然有「校方、主管機關(即教育部)的輔導介聘之責」,但實際上完全沒有被落實;導致教師一旦被迫離退,儘管再適任也只能自求多福,而在工作機會緊縮的今日,幾乎就註定回不到校園,若有延續其教育職涯的機會,也是在國外(尤其是中國);台灣社會浪費人才之惡習由此可見。國家不願意透過政策引導來保護人才(例如:限期降低全國大專生師比,存續下來的大學就得增加教師聘用員額,也改善教育品質),反倒在此次修法中,把主管機關的介聘責任取消了:新通過的《教師法》12條中,主管機關只剩「輔導之責」,原先的「介聘」責任就此消失。

確實,大專教師之聘任有學術單位專業且自主的考量,但我們認為國家的「介聘」責任,事實上並不見得一定會違背學術專業與自主,端看我們如何設計出可行的良善制度。但一旦法律條文退卻到僅剩「輔導」,其實是宣示國家已經放棄各種積極作為的可能。

相同的,對於非典型雇用教師的保障,一直是我們工會堅持的目標,特別是兼任與專案教師過去這十幾年來的膨脹,是我們高教藉以降低成本的錯誤作法;這群兼任與專案教師負擔了大量的教育工作,卻既無《教師法》亦無《勞基法》的工作權保護,從而成為「使用後可被任意拋棄」的法外孤兒。此次《教師法》修正(47條),即便工會倡議,但很令人遺憾的,兼任與專案等編制外教師依舊被摒除在法律保障之外。

至於因為各種原因而遭到停聘調查之教師(25條),當他們「證明清白」成功復職後,卻只能領回一半薪資(只有「本薪」)的條文,這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懲罰。仔細想想,如果某位教師因犯罪理應遭到解聘,那麼的確應當停止調查期間的全部待遇;但如果他不應當遭受解聘懲罰,卻被剝奪調查期間的一半薪資,這又是基於什麼道理?我們擔心這個條款將成為校方威脅教師的新工具:「先用停聘調查你,等到還你清白後,還是只還一半薪資」,對於無辜者實行這樣的法律,實在令人費解。其實,這個錯誤本已經存在於《教師待遇條例》第19條:此條文不僅規範「停聘」,還包含「解聘、不續聘與資遣」;而無論哪一種狀況,儘管救濟成功,都只補回本薪而已,而未確保學術研究等佔薪給約半數的加給。我們很遺憾《教師法》修正過程中沒有針對這點予以改正,除了「停聘後回復職位者補回本薪」之外,其餘狀況(解聘、不續聘、停聘與資遣,救濟成功後遭撤銷)則留下空白,等於回到《教師待遇條例》的錯誤邏輯。如此作為,其實是再度強化這類不合理的懲罰,顯示國家對於教師權益保障的退卻心態。

五、進步還是退步修法?

無論如何,新版《教師法》於2019年5月10日三讀通過了。綜觀整個修法過程,行政院雖然強調修法重點在於「處理性犯罪與身心虐待的不適任教師」,但現實上由於《教師法》適用範圍包含全國各級教師,在草案擬定的過程中,也同時被放進了各種「緊縮大專教師權益」的條文。直到各方工會抗議後,立法院才努力的把版本逐步調整回原先行政院所宣稱的焦點上。當然,也因為行政院(教育部)的草率,以及程序上缺乏必要的對話,草案的問題在立院審查時更逐一浮現。

我們認為負責任的回應社會對「處理性犯罪與身心虐待的不適任教師」的要求,並不一定要葬送教師的權益;亦即,《教師法》保障教師權益與提昇專業的功能,依然必須被重視與提倡。從這一點來說,這次修法基本上是失敗的。先不論「行政院版忘了續聘保障」這個意外,對於當前日益深重的高教危機(少子化、退場、聘用緊縮與非典化、教師失業成為校園日常),整部修法不僅沒有反應,還進一步強化國家「積極退卻」的心態;高教前景令人悲觀,由此可知。

而未來究竟能怎麼把一部部官僚操控殘破的教育法令,逐步導回足以引導高教正向發展的工具,則還有賴更多教職員工組織起來、加入工會,毫不懈怠地持續發聲與倡議,才可能創造一線生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