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年升等條款屢遭認定違法! 教育部卻持續濫用,搶當解雇大學教師劊子手? 師生受害,誰要負責?

高教工會召開記者會揭露,過去五年來屢遭最高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訴願機關認定違法的各校「限年升等條款」(大學教師未於限年內升等,即不予續聘),使得教育部近四年來已未再核准因「限年未升等」之教師不續聘案件,然而,近日教育部竟又濫權核准多起大學教師不續聘案,使限年升等條款形同死灰復燃?

 

評鑑通過的適任大學教師,教育部卻背書核准不續聘?

 

工會審視近日遭教育部核准不續聘的大學教師,分別是台北科技大學一位、中正大學兩位,三位都是因「未於限期內升等」為主要理由而遭不續聘,而並無違反教師法定義務,甚至多年來都能通過學校辦理的教師評鑑,佐證並無明顯不適任狀況。但教育部卻未妥適把關,反而是在教示各大學如何補充表面理由形同「作文比賽」,就輕易放水核准。

 

例如,中正大學的兩位教師不續聘案,起因即為教師「未於限期內升等」。儘管教師歷年都通過教師評鑑,但系級教評會仍以「未於限期內升等」為主要理由主要理由通過了不續聘,爾後經過上級教評會建議要按照教育部教示審查「公益性、必要性、符合比例原則、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系級教評會才再回頭「補充理由」,甚至對於「公益性、必要性、符合比例原則、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等概念誤用,所稱已考量之內容與相關概念全然無關,也未佐證已通過評鑑之教師有具體情事達「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而應不續聘。但教育部對於此種顯然的程序與實體瑕疵,卻仍輕易核准,形同「橡皮圖章」。

 

    另外,北科大個案,更是現任教育部次長姚立德於過去任北科大校長時參與不續聘決定的個案;此一個案曾歷經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評會認定「申訴有理由」一次、教育部訴願會決定「撤銷不續聘決定」兩次,共三次確認學校不續聘違法,但北科大竟未按照教育部中央申評會與訴願會意旨辦理,反而只是一再重新召開教評會,重複決議不續聘。而在根本未有新的違反聘約或不適任的具體事證下,教育部在姚立德任次長後,竟即核准北科大此一重為的不續聘決定。對於教育部此一輕易配合核准,其公正性著實啟人疑竇。

 

原已落日的限年升等條款,卻又死灰復燃?

 

    實際上,基於屢遭救濟機關認定不續聘處分違法,自從最高行政法院統一見解後,教育部過去四年來已曾多次否決「未限年升等即不續聘」的做法,例如前教育部長吳思華於2015年曾公開表示:「老師研究表現未達標準,學校可不讓他們升等,但不能以此單一理由就要老師走路。」(附件一),教育部於2018年5月也曾通函各校,審議教師不續聘時仍應受有具體事證達「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之限制,而非預先以聘約約定違反相關條款即視為情節重大而不續聘(附件二)。自2014年11月至今,也未曾聽聞有教師再因限年升等條款而被教育部核准不續聘。

 

    工會與各界教師本以為限年升等條款已實質落幕,多間學校如東吳大學、國立中正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等也已修法廢除條款,進入到「廢除限年升等,重振學術生機」的新階段。但教育部如今卻「前後矛盾」,竟再次濫權核准以未於限年內升等之教師不續聘案,豈非是徒生爭議,逼迫教師耗費新力奔波法院救濟?

教育部遭宣判違法十次以上,卻不須負責?

 

    透過查詢整理判決書與訴願決定書,工會也公布了近年來因限年升等條款遭違法不續聘,爾後終獲救濟機關撤銷不續聘處分確定的案例,至少包括十起確定教師勝訴、教育部敗訴的案件:

 

表一、因限年升等條款遭教育部核准不續聘,經救濟機關撤銷不續聘處分確定之大學教師案件(2009-2018)

資料來源:教育部訴願會、行政院訴願會、司法院[1];整理、製表: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高教工會公開質疑,教育部屢遭法院認定核准不續聘「違法」後,有無曾追究相關決策人員責任?參與決策的審議委員有無遭更換?教師遭遇的損害有無獲得賠償?若「遭宣判違法十次」,都未有深刻檢討,如今反而還持續濫用核准權,教育部豈不是置法院見解如無物,執意續當違法解雇劊子手?

 

    教育部長葉俊榮過去作為行政法學者時,曾經著有知名論文〈國家責任的溢流:國家賠償法施行現況的檢討〉,指出:「…制度的溢流,乃指制度內的處理管道,無法回應社會現實的需要,而任由議題尋求其他制度外處理,以謀求解決的現象。」、「建議應超越國家賠償法立法當時的時空背景,提高國家賠償法的制度容量,以匯納可能持續溢流於制度之外謀求解決的國家責任。」但如今身為教育行政機關首長,別說要教育部承擔過去違法核准不續聘的國家賠償責任或是全面檢討彌補,光連要照著法院意旨確實執行,竟出現此種「執法倒退」,實在是令全國大專教師徹底失望。

 

開南大學教師多起勝訴的法律啟示

    高教工會開南大學分部召集人張國聖教授也出席記者會,以自身和多位開南大學教師對限年升等案獲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勝訴、返回學校繼續任教的經驗,批判教育部過往濫權核准不續聘案對師生權益造成的傷害,要求教育部應立刻全盤檢討,切莫再當學校高層恣意侵害教師的幫兇。

    在開南大學教師的勝訴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即曾以105年度判字第150號105年度判字第210號105年度判字第280號105年度判字第384號105年度判字第550號多起判決表示:「教師法…第14條第1項亦明定,教師聘任後,除有該項各款之法定事由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此屬為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而對學校是否終止、停止聘任教師之契約,以及是否繼續簽訂聘任教師契約之自由與權利,所為之公法上限制;該條第1項第8款既將「違反聘約」與「情節重大」並列,在解釋上「違反聘約」須「情節重大」,始符合該款之要件。準此,是否「情節重大」,應就個案違反聘約相關事由判斷該違反聘約行為,是否確達情節重大程度;如其於聘約中約定教師有一定違反聘約行為,即得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於適用時仍應受「情節重大」之限制,不得僅以教師有一定違反聘約行為,即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判決書也具體提出教育部在核准審議上之適法性監督權責:「教育主管機關於審核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前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規定所作成教師不續聘之決議時,基於適法性監督權限,亦應審查該校教評會於決議時有否考量個案違反聘約之情節達於重大程度?其判斷情節重大是否依據與違反聘約相關之具體事證?以及其判斷情節重大所依據的標準是否符合社會一般通念?如漏未審查此法定要件,而逕予核准其不續聘之決定,即難謂適法。」(引自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84號)

 

    相關法院見解既然已明確表示學校不得單以聘約載入「未於限年內升等,即不續聘」條款,即未審酌有無「違反聘約」達「情節重大」與否的程度,恣意決定不續聘;主管機關教育部也應具體審查決議有無考量違反聘約之情節達於重大程度、有具體事證、並符合社會一般通念。如今大學與教育部卻依然故我,讓多位教師奔波救濟,並影響其學生的受教權益,最後儘管教師勝訴回歸崗位,相關官員卻依然不必負責?這恐怕已成當前高等教育崩壞的問題源頭之一。

 

教師升等是權利,應與不適任審議脫鉤!

 

    工會代表呼籲,教師升等應回歸作為教師權利,而非學校整肅傷害教師工作權、進而損及學生受教權的工具!實際上,教師能否在限期內升等,有諸多無關其適任性的因素,例如:研究計畫執行較長、升等過程受特定主管刁難、學術見解較為新穎另類、有特殊家庭因素等,都可能導致一位優秀適任的教師無法在限期完成升等。教師升等與否,和適任與否,本屬不同範疇。大學應建立一般性的不適任教師輔導與審議機制,並遵循「解雇的最後手段性」原則,而非將升等與否和不適任審議混同,不當地剝奪教師作育英才的工作崗位。

 

而教育部不但不該再核准任一「未於限年內升等」為由的不續聘案,更該通令各校儘速廢止違反教師法第14條之「未於限年內升等,即不續聘」的相關規定或聘約,全面檢討和追究過往做出違法處分之有關人員責任,並且研議撤銷過往依違反「限年升等條款」而違法核准之不續聘案件[2],切勿再當侵害師生權益之幫兇。

 

附件一、限期沒升等就解聘 教長不贊同

2015年09月25日 中國時報

林志成/台北報導

國內大專院校訂的6到8年「限年升等條款」,在許多被停聘或不續聘老師打贏官司或申訴成功後,受到挑戰。教育部長吳思華昨表示,老師研究表現未達標準,學校可不讓他們升等,但不能以此單一理由就要老師走路。

吳思華表示,要停聘或不續聘一個教師,不能只看研究單一指標是否達標,而是要評量他們在教學、研究、服務等方面的總體表現。教育部將推動教師多元升等,不獨鍾學術研究,教學或技術表現傑出者,也可升等。

國內包括台大、成大、交大、台師大、東吳、淡江、北醫大等公私立大學均設有「限年升等條款」,許多老師面臨強大壓力而罹患憂鬱症,有人還因此被停聘或不續聘。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說,開南大學副教授張國聖等5人,就曾因無法在期限內完成升等,被學校不續聘,經教育部核准。不過張國聖等人提起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老師們贏,案子已發回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林柏儀表示,過去老師因為學術表現不好被停聘或不續聘,總認為是自己的錯。不過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激勵了老師,他們站出來質疑「限年升等條款」,捍衛自己工作權。

屏科大應用外語系副教授蔡明秀因未在期限內升等,去年被學校不續聘,她向教育部訴願,在此階段就獲平反,保住工作。

連6年獲教學傑出獎的台大園藝及景觀系助理教授李國譚,因為研究未達標準而無法在8年內完成升等,台大不續聘惹議。

教育部人事處長張秋元表示,台大去年就決定不續聘李國譚,但被教育部打回票,今年再來一次,教育部尚未核定。教育部認定,李國譚還是現任教師,即使學校不排課,他仍可領全薪。

張秋元指出,最近3年只有4名大學教師因未限期升等為主因被核定不續聘。不過教育部不會只看有無升等,而是校方要具體舉證這些人總體表現影響學生受教權,教育部才會通過不續聘案。

 

附件二、教育部通函各公私立大學校院


[1] 因各級學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與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並未公佈申訴評議書,並且教育部訴願會僅公佈兩年內之訴願決定書,故應仍有相關案件未能被搜集至此表格中。

[2] 行政程序法第117條:「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

平權使用教學資源,兼任教師不該是「外人」 高教工會發布「台灣大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源使用』調查結果」

    一樣在大學講台上傳道授業的老師們,卻有一大批的「大學兼任教師」,只因其「兼任」身份,就被排除使用大學的教育資源,連借書、印考卷、下載論文、使用教學器材…等,都成問題?

高教工會於10月29日上午召開記者會,公布一份向全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發放的「大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源使用』調查」結果。結果顯示,竟有過半數以上的大專校院中出現,兼任教師在各種教學資源使用上遭到「差別待遇」,許多理當提供給予兼任教師使用的圖書資源、電子資料庫、影印、上網、掃描、教學器材等,學校經常只因其屬「兼任」身份,就忽略不提供。記者會上並有兩位大專兼任教師代表現身說法,提供在校園第一線觀察到的問題狀況。

    工會呼籲,相關情況不但已讓領取微薄鐘點費來大學作育英才的兼任教師們感受到遭受「不公平對待」,缺乏合理的尊重;而且兼任教師無法使用學校教學圖書資源將阻礙正常備課,間接也將損及教學品質。在講台上,教師不分「專任」、「兼任」之別,對學生的教育品質同樣重要。教育部與各大學頻頻高喊要「教學卓越」、「提升教學品質」,採取措施確保廣大的兼任教師能「平權」使用教學資源,應該是立即該做的第一步。

高教工會問卷調查:兼任教師教學資源使用存有十大問題

     問卷調查分別針對「教室資源使用」、「圖書館及電子資源」、「身分證明及校園、教學資源使用」等三大向度,列出了24個子問題(問卷網址),詢問大專兼任教師在其授課的學校,是否有遭遇到相關教學資源使用上的困難。

    工會共回收了131份問卷,填答的兼任教師任職學校共包含了67間的大專校院。經過統計分析發現,大專兼任教師最常遭遇到教學資源使用的問題,前十名分別是: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學校教職員證:56校(84%)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申請教學助理:50校(75%)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辦理圖書閱覽證:23校(34%)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使用學校圖書館電子資料庫:23校(34%)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在寒暑假期間使用圖書館資源:23校(34%)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無線網路帳戶或密碼,無法連接學校網路:21校(31%)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免費影印教材、講義或考卷:21校(31%)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使用圖書館的電腦、影印機、掃描器、翻拍機等:21校(31%)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進入計算機中心借用電腦:19校(28%)
  • 學校不提供兼任教師使用學校購買的教育授權軟體:14校(21%)

一樣要找資料備課,部分兼任教師苦無圖書資源?

    出席記者會的兼任教師代表發言指出:一位講台上的教師能夠提供最佳的教學品質,前提是要有充分的時間與資源來備課,提供最新穎的知識內容供學生求知。然而,兼任教師在許多學校裡不但沒有可使用的研究室或休息室來準備課程,甚至連到學校圖書館借書,使用電子資料庫下載論文,或使用教育軟體、掃描機準備課程內容,都會遭遇到各種阻礙。部分學校根本不讓兼任教師從圖書館借書;而部分學校則是要求兼任教師「填寫保證人」、「存放押金」才給予借書。往往感受不到學校鼓勵兼任教師善用學校教學資源以提升教育品質。

    在問卷的開放填答欄位中,許多兼任教師表示:「借閱書籍數量少於專任教師很多(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辦理圖書閱覽證的手續麻煩:每學年都要填紙本申請書給主任先過才能在想有借書權利(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閱覽證到了寒暑假就被停用,每學期都要跑去圖書館重新辦理,多所不便(東海大學)」、甚至「每次進出圖書館以及借用書籍,都需要跟學生借用學生證,兼任教師沒有服務證根本無法進出以及使用資源(國立體育大學)」。

形同外人:開教室冷氣、電梯磁卡、都無權限可操作?

    除了圖書資源外,許多兼任教師在學校內也「形同外人」,無法取得一般教職員生使用各類設備的權限。

    許多學校不為兼任教師提供「教職員證」或「兼任教師證」,導致兼任教師在校內行走只能被當「校外人士」對待。兼任教師們表示:「既然都是教師,為何不給兼任的教師證,讓兼任教師好像是個不被認可的教師,有時到書局購書或到公教人員會館訂房或投宿,都被另眼相待,不像專任教師可以出示教師證供查閱身份,相當不受尊重。」

    這些差別對待也展現在許多校園設施的使用上。例如,問卷填答中許多兼任教師指出:「學校兼任教師無法申請電梯磁卡。以致於常常到課上兩門課在五樓,卻無法使用電梯。」也有許多兼任教師表示沒有權限開啟教室冷氣,或者得要每次上課前特別登記才能夠取得「開燈卡」,徒增許多不必要的行政手續。

     而這些「形同外人」的處境,甚至也影響了兼任教師與學生間的良善溝通互動。例如有教師提到:「兼任教師沒有置物櫃或信箱讓學生繳交作業或領取講義」、「學校都不提供空間置放學生考卷,但依規定須存放1~5年,所以都得占用自己家裡空間,而且要搬來搬去。」、「兼任教師沒有休息室或研討室,課程的空檔(上課前,下課後)無處可待,如有同學要約見討論,也無場地可用。」「兼任老師沒有固定的休息室和放東西的空間及櫃子,講義丶教材必須每天帶進帶出。」「無法使用辦公室電話打學生手機連絡學生(只能用市話),只能用自己的手機連絡。」

工會呼籲:平等對待大專專兼任教師,改善教育品質!

    工會強調,「大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源使用調查」所展現的,是許多大專校院把兼任教師當作「臨時工」、「免洗筷」對待,未給予最基本的尊重。而學校若連最基本的教學資源都不提供給教師,又如何提升學生能獲取的教育品質?

    前述十項兼任教師最常遭遇到的問題,不論是「發給教職員證」、「使用圖書資源」、「使用器材」等,絕大多數根本不用增加任何費用就能解決。但許多學校仍是仗著官僚心態,毫不在意。簡言之,學校不是做不到,是學校缺乏用心對待兼任教師,忽視其應享有的基本教學資源。實際上,兼任教師只是授課時數相對專任教師少,但並非是學校的「外人」;沒有任何校內的一份子該被如此輕忽對待。

    工會呼籲教育部與各大專院校應對於這「十項問題」立刻改進,並且認真看待兼任教師早已是當今大專院校第一線教學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絕非「外人」。這群忍受微薄鐘點費在各校奔波的教師們,值得獲得最基本的尊重,也才能讓他們更把心力放在教導學生身上。工會也將對全國各大專院校寄發公文,要求其檢視各項兼任教師教學資源有無獲得保障,並做出應有的檢討與改進。

【20181029採訪通知】平權使用教學資源,兼任教師不該是「外人」高教工會發布「台灣大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源使用』」調查結果

        大專兼任教師竟然得交付保證金或保證人才能進出學校圖書館?列印上課講義或考卷還得自掏腰包?一樣在大學講台上傳道授業的老師們,卻有一大批的「大學兼任教師」,只因其「兼任」身份,就被排除使用大學的教育資源,連借書、印考卷、下載論文、使用教學器材…等,都成問題?

高教工會將於10月29日(週一)上午召開記者會,公布一份向全國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發放的「大專兼任教師『教學資源使用』調查結果」。結果顯示,竟 有過半數以上的大專校院中出現,兼任教師在各種教學資源使用上遭到「差別待 遇」,許多理當提供給予兼任教師使用的圖書資源、電子資料庫、影印、上網、 掃描、教學器材等,學校經常只因其屬「兼任」身份,就忽略不提供。

        高教工會將公布問卷中整理出的「兼任教師教學資源使用十大問題」並製作為看板,同時記者會上也會有兩位大專兼任教師代表現身說法,提供在校園第一線觀察到的問題狀況。

        工會呼籲,相關情況不但已讓領取微薄鐘點費來大學作育英才的兼任教師們感受到遭受「不公平對待」,缺乏合理的尊重;而且兼任教師無法使用學校教學圖書資源將阻礙正常備課,間接也將損及教學品質。在講台上,教師不分「專任」、「兼任」之別,對學生的教育品質同樣重要。教育部與各大學頻頻高喊要「教學卓越」、「提升教學品質」,採取措施確保廣大的兼任教師能「平權」使用教學資源,應該是立即該做的第一步。

時間:2018年10月29號(週一) 上午10點
地點: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辦公室(台北市伊通街59巷6號4樓)

【大學快報第167期】我為何杯葛大學教師評鑑制度

文 / 周平(高教工會副理事長;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在這個價值多元、諸神爭戰的時代裡,我們實在很難判定誰的行動選擇才是對的,因為每個人或每個專業所信奉的終極價值有著高度的多元性。基於此,儘管我選擇了以不合作的態度徹底抵制我所服務大學的教師評鑑制度,但我不會因此責難其他順從該制度並接受評鑑的絕大多數教師們。儘管如此,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以身試法且終將以身殉難(不續聘)的抵制行動,是基於什麼樣的意義關聯和倫理基礎。

儘管這是一個多元價值的時代,但我們仍可以用一個人的行動意義內涵,是否表裡和前後一致來檢視其價值。也就是人前人後、此時彼時,一個人行動所依據的信念是否不變,並經得起考驗,作為其是否為倫理主體的判準。

依據這個原則來檢視我自己,我曾在公共領域或面對面的互動情境中,具名為文或以口語論述,嚴厲批判台灣高等教育,在新管理主義神話中,所執行的各項績效主義評鑑,如何嚴重傷害大學學術品質和知識分子的學術自由。

這樣的批判,某種程度鬆動了許多讀者(甚至官員)對評鑑系統的信仰,而創造改良的契機。基於此,無論是面對讀者或自己,我都必須檢視自身的所作所為是否與我的論述有所悖離。基於一致性的倫理要求,我必須以身作則,全力杯葛大學教師評鑑制度。

此外,如果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是大學中知識份子的終極信仰,那麼作為大學中的職業人,為追求真理而堅持絕對的學術自由,就應該是我在大學中最高的行動準則。為了確保在研究和教學上的絕對自由,我必須對指標包羅萬象的集點式大學教師評鑑制度所造成的必然干擾大聲說不。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從宣告抵制教師評鑑制度那一刻起,我的研究更為專注,我的教學也愈益真誠。

除了堅持信念之外,我當然也必須對這個堅持所可能產生的預期或非預期後果負起責任。首先,這將讓我的教師評鑑成績年年不及格,而將陸續失去升等、校外兼課、部分年終獎金的機會,和最終不續聘的懲罰。其傷害不僅僅是我個人和家庭的福祉,也必然傷害了對我信任和關懷的同仁和學生們。對我的堅持而造成他人的傷害,我有責任表達歉意。對自己的損失,我則義無反顧、無怨無悔。

在諸多可能的非預期後果中,我樂觀的期待,我抵制教師評鑑制度所必然造成的犧牲,能夠喚醒廣大教師們對自身處境的虛假意識。這個虛假意識讓我們誤認,教師評鑑可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從而提升整體高教效能。然而,事實上,教師評鑑制度衍生出了無數不方便透露的隱性功能(如強化行政主管的官威和利益、動員教師參與校方指派的非教學相關活動等),卻完全沒有達到所宣稱的教師專業能力和高教效能提升的效果。

儘管教師評鑑制度以多元指標來符應多元價值,但這只是虛假的表象,在方法論和存有論的預設上,該制度以單一的量化指標和由上到下的行政暴力,造成教師多元自主性的限縮,而在實質上成了沒有特色的「單面向人」。

對於自甘逃避自由的教師們,我對你們不抱任何期望。但若您是終將啟蒙的知識份子,我誠心希望您成運用自己的理性,向現有的教師評鑑神話說不,從而走出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

*原文刊載於公民影音紀錄行資料庫: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80345

【大學快報第166期】博士後的生死門:「6年期限條款」是督促還是扼殺?

文/孫嘉梁 中研院數學所助理研究學者、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會員

2018年7月31日,科技部修正《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其中對於博士後研究人員,增訂了「總補助期間最長為6年」的限制。在引發學界爭議後,又於8月31日公告「暫緩實施,生效日另定之」。

「博士後研究人員」屬於編制外的學術工作者,不受勞基法的續聘保障。事實上,政府對於編制外學術工作人員勞動機會限縮的政策,並不只這一樁:民國92年3月12日,國家科學委員會發布的《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中,對於研究學者人事費的「總補助期間」並無設限;但在民國102年10月29日的修正中,同樣增訂了「總補助期間最長為6年」的條款。

這些編制外的「研究學者」縱然獨立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但其勞動處境並無異於「博士後研究人員」。科技部高層希望以這項限制,鼓勵這些(廣義的)博士後「勇於承擔進入業界或學界」。

然而,這些每一至三年都要面臨一次「失業威脅」的學術「偽勞工」,真的不夠勇敢或不夠優秀嗎?這樣的「失業威脅」對於這些學術工作者的「研究質量」產生了何種影響、對於台灣整體的學術能量真的有所幫助嗎?

連同4年「博士後研究人員」(這當然是一份工作!)的資歷,筆者具有7年餘的研究工作經驗,曾經獲得「科技部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並於最近二度接受前述「延攬研究學者」補助,又同時身為重度障礙者,將以自身經驗與見聞為基礎,嘗試探討「編制外學術工作者」可能的產生原由,以及其缺乏續聘保障所造成的影響。

不受保障的學術勞工

「撰寫研究論文並獲得出版」,是一個學術工作者繼續留在這個業界的必要條件。對於編制內的工作者而言,它是一項具有某種程度效力的充分條件;然而,對於像我一樣的編制外學術「(不適用勞基法的)勞工」來說,它與「學術工作能否存續」之間的關連性,真可謂在虛無縹緲之間。

同時作為一名重度身體障礙者,我的身體情況在學術工作上造成許多限制(請參考我的自述);為了讓本文聚焦於探討學術工作者的勞動權益,我只舉出一個最明顯的限制:「我無法教書」

更精確地說,若我必須承擔與其他學術工作者相同或是相當比例的教學工作,很可能會耗去自己絕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導致我幾乎不可能在研究工作上有所進展;這種情況並非我樂見,也可能是某種意義上的人才浪費。以上的困境雖然源於我身體的特殊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那些無法獲得「相對穩定」工作的「流浪博士教書匠」身上吧!

在「無法教書」的前提下,我的工作的「例行性」便降低了許多;說得更清楚一點,世界上當然有不少「一定做得出來」的研究問題,也幾乎不存在一篇「無法被任何學術期刊接受」的論文;但是把時間與精力耗費在那些「完全無聊」的問題上,其實根本牴觸了「研究」的定義。因此,學術界都知道,嚴格要求學術工作者必須有規律性的研究成果產出,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在編制內學術工作者員額沒有隨著博士畢業人數成長的情況下,學術管理高層發明了「編制外學術工作人員」的身份,其初衷是透過施加在編制外年輕工作者的續聘壓力,讓具有潛能的人產出「卓越」的研究成果,並淘汰那些沒有潛能的人。因此,學術界就產生了一批不受任何勞動條件保障的「勞工」;而其中無法成為一名教書匠的我,處境更是缺乏保障。

看不到未來,又該怎麼投入?

就薪資水準而言,大多數的編制外學術工作者當然是在整個社會的平均數之上;但是,你能想像,不論累積了多少研究成果,隨著短則一年、長則三年的研究計畫結束日期越來越近的時候,那種「不知道之後還有沒有工作」的奇妙的不確定感嗎?在這種處境之下,一個人很難對於自己的人生做出什麼規劃。

我看到許多研究能力不錯的博士畢業生,可能是因為這個理由,後來轉往其他國家(例如中國)的學術界發展,或者就直接離開了學術界。這個決定對於他們各自的人生或許是好的;但是對整個國家而言,不但可能意味著之前投資在他們身上的教育成本全都付諸流水(目前產業界有多少職缺真正需要博士級人才?這些被迫進入產業界的博士對於學士與碩士的職涯發展會造成什麼影響?),而且也大大地減損了台灣整體的學術研究能量:即使是一向被認為單打獨鬥的高等數學研究,近年來在國際上也出現了越來越多「團隊合作」而產生的研究成果。

編制外工作的不穩定性,除了造成學術人才的流失之外,還造成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編制外的工作者不敢投入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有產出的深度學習與研究。試問:有多少人能夠在一個不知道是否能夠獲得續聘的職位上全力以赴並擘畫未來呢?

儘管資深的同事總是告訴我們:「先不要想太多,好好做研究比較實在」,但在這個對於青年勞動階層越來越不友善的時代裡,這些出於善意而「貌似實際」的建議聽來更像一種無奈的警告。另一方面,這個現象並不符合當初學術管理高層設置編制外職位的初衷:「去蕪存菁」。就我觀察,具有相當能力與興趣的學術工作者,即使沒有續聘壓力,也會做出水準之上的研究,而順利進入編制內。然而對於具有研究熱忱,但是能力(包含身體條件)沒有這麼好的人,不確定的勞動條件,只會成為阻擋我們增加學術研究深度及廣度的障礙。

我自己從4、5年前開始,就對一個與自己研究主題頗為相關的領域很有興趣;但由於自己在學生時期並沒有接觸過該領域,也無法預期在多少時間內能夠有具體的成果產出,在聽從資深同事的建議之下,我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弄清楚這個有興趣的領域與自己研究主題之間的關聯。

至於對於那些沒有興趣的學術工作者而言,我相信一個「以續聘為原則、不續聘為例外」的考核機制,就足以對他們產生壓力;再加上研究工作在本質上就較為枯燥,我並不認為在「學術研究工作」裡「尸位素餐」的可能性,比其他行業來得高。許多學術管理高層大概難以體會:一個研究者之所以持續搜尋新的想法、不斷檢查論證的正確性、增進論文的可讀性。憑靠的絕對是對於發掘知識的熱忱與責任感!

總結來說,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為何學術工作者一定必須達到「卓越」才值得享有完整的勞動保障?如果是因為我們的薪資水準比其他行業高,那麼大家或許應該先來檢視這種說法是不是事實(記得考慮專案教師與兼課教師);或者甚至該想想,其他行業的薪資水準是否太低了?

*原文刊載於獨立天下評論讀者投書2018.10.03: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331?fbclid=IwAR2um0e0ps5AC1fdJ7UMzyXVonjbOJ3QGSwsSwLgb-j4hy9OqtCFxe0WRRI

【大學快報第165期】從「大學開公司」再談大學的社會責任

文/謝青龍  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高教工會大雄分部召集人

圖片/引自風傳媒

今年(2018)9月18日參加了一場名為「私校轉型退場與技職再造巡迴論壇」的活動,雖然這幾年來對政府及教育部所舉辦的各式公聽會或論壇早已失望,但是抱著姑妄聽聽的心態就報名參加了。結果當然又是再一次的失望,所謂「論壇」不過就是邀幾位產、官、學的代表來講講話,尤其是產業界的大老闆們一副「國家沒有培養好我需要的產業人才」的嘴臉、各縣市相關處室官員的「不關我的事,別來找我麻煩」的心態、加上各私立大學的校長或副校長們「對教育部長官卑躬屈膝」的自我矮化,整個論壇過程根本就是一群產、官、學代表們高來高去的社交大拜拜。

話雖如此,還是有一個議題引起我的興趣,這是南部某私立科大的副校長上台發言的內容。不過,請不要誤會是這位副校長的談話精彩或是內容精闢,因為他除了誇耀自己學校的經營方針成效卓著外,就是滿嘴生意經地算計著各種大學投資的盈虧,然後在「當前私立大學生存不易」的口號下,要求教育部放寬各項條文限制,例如私校土地的使用與變更,或提高補助,或調漲學費等等,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竟然希望政府開放大學自辦企業的限制,但卻仍想繼續享有各種原本大學教育裡的優惠補助。

為什麼這項提議會令人為之一震?不就是開放大學可以開公司而已,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嗎?這就必須回到今年5月教育部擬修訂大學法第38條的提議草案了。

5月14日教育部提案,增修大學法38條-1「國立大學為管理及充分運用學校之相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得以自籌收入設立學校百分之百持有股份之研發成果管理公司」,而且該「研發成果管理公司之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不受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其相關法規之限制;其人員進用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不受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三條之限制;為辦理研發成果處理所需之採購作業,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至於「國立大學之校內人員經由學校指派兼任研發成果管理公司相關職務者,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不得經營商業、第二項及第十四條兼任他項業務之限制。但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規定。」

值此,9月18日私校轉退場巡迴論壇,該私立大學副校長所提之建議,不就是上述教育部對《大學法》所提之38條-1的增修草案嗎?只不過,草案中的「國立大學」換成「私立大學」而已。

想想教育部為什麼要修法讓國立大學成立100%的智財管理公司,其理由就是為了「大學支援產業前瞻技術發展」、「擴大大學智財管理效益」、「建立產學合作透明機制」等目的。如果國立大學可以做得到,那為什麼要把私立大學排除在外呢?甚至,我們還可以這樣推想:國立大學開設公司,還得修法放寬各式公務機關原本的防弊限制,私立大學如果本就是私人捐資所辦之學校,教育部憑什麼不准許私校也來開設公司呢?

答案當然是不行,而且不僅國立大學不可開辦營利公司,就連私立大學也不應該。這件事讓我回想起年輕時從師長們口中聽到的一句話:「想賺錢,就不要來學術界!」因為賺錢這件事,從來就不是辦大學教育的目的啊!首先,我們還是從國立大學談起。國立大學開公司,在其本質上就是以廣大納稅人的錢作為資本,而所成立的公司竟然還是以營利為目的,雖然在38條-1增修草案中明定「以自籌收入設立學校百分之百持有股份之研發成果管理公司」,但所謂「自籌」難道是學校師生集資嗎?筆者揣想此中必有財團可介入之處,此豈非以國家資源圖利財團之弊嗎?再者,所謂「研發成果」其實就是學校師生運用大學及國家資源的研發成果,為什麼能作為學校單方面100%持有股份的經營權?如果想的再遠一些,將來公司賺錢了,請問營利所得如何分配?難道會回饋到每位納稅人的手裡嗎?

國立大學成立營利公司,究其實,如同吸收民間資金再反過頭來與民爭利的「無本生意」一般,就像台灣五、六零年代的所謂資本家,以良好的官商關係而成立信用合作社吸收民間資金,然後再用這些資金炒作房地產,最後造成房地產價格暴漲,而讓一般民眾買不起房子或向銀行借更多的貸款來買房。這種用民眾的錢來賺民眾的錢的「無本生意」,是國立大學應該做的事嗎?

接著,我們再討論私立大學為何也不應該成立營利公司。表面上看來,私立大學開公司,似乎比國立大學可較寬鬆些,因為《私校法》中即有明定:「私立大學則於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第一項明定學校財團法人所設私立學校為增進教學效果,並充實學校財源,於訂定章則報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投資方式辦理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事業。」這大概就一般所說的「衍生性企業」,但是這僅限於「與教學、實習、實驗、研究、推廣相關事業」,並非完全開放的自辦企業。

更何況,台灣的《私校法》明定私立大學係民間捐資興建,再由國家委託私校董事會管理,其本質仍屬教育的公共財,而且各私立大學長期接受政府獎補助,更是以納稅人的錢挹注私立大學的辦學成效,究其實,私立大學名義雖為私立,但其資金校產恐有過半以上來自國家。故而私立大學的研發成果,實不能由私立大學董事會或行政管理階層所壟斷,如若以此研究成果申辦營利公司,則其股份或經營權如何劃分清楚,的確是一個難以定義的問題。這情狀與美國諸多私立名校投資開設公司不同,因為它們本來就是民間辦學機構,財產私有、沒有國家經費挹注、也沒有大量的優惠措施,一切立基於與民間公司平等的競爭地位,以此進行投資營利,自無異議。但在台灣,除非重新修訂《私校法》,讓私立大學真正私有化,不再接受政府補助及停止一切優惠措施,回歸自由經濟市場,否則仍難脫上述國立大學之弊。尤有甚者,教育部基於私立大學初由民間捐資興學,在管理與考核上本來就較國立大學為寬鬆,五、六十年來已有些弊端積重難返,如果再開放自辦營利企業的限制,猶如火上添油,其勢將更加不可收拾。

綜合上述,筆者僅僅只就公共資源的公平性與自由市場的競爭性,論述不論是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均不可以公共資源設立營利公司以破壞自由市場的公平競爭。但,其實我真正的疑慮是:大學的真正定位在哪裡?開公司營利是大學教育的一環嗎?還是又是一場台灣政客與財團之間的利益掛勾?

近幾年來常有人談大學的社會責任,難道開公司謀利就是大學的社會責任嗎?如果大學自辦的公司是非營利組織的社會企業,或許仍有商榷的餘地,但若只是為了開發商品的純粹營利機構,除了徒然顯露各大學的私心自用外,我實在看不出有任何社會責任的寓意。

尤其這二十年來的台灣高等教育崩壞的現象日趨嚴重,其關鍵除了主司單位教育部的顢頇與放任外,大學的企業化和財團化更是主要原因。請看這兩年來台灣學術界的三大龍頭弊案,從前中研院長翁啟惠、台大前校長楊泮池、到前教育部長吳茂昆,無一不是因為學術研究與商業利益掛勾而黯然下台。再看現在的各大學一切以成本效益為優先考量,所有教學與研究的績效均量化為KPI指標表現,而大學教授們盡皆淪為積點數、跑招生的業務人員。現在的大學辦學理念,還有誰會思考大學能為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力嗎?

或許有批評者會認為:現在的各大學隨便到幾個社區做一些蹲點的社區營造工作,甚至有些大學是為了執行計畫到社區裡做一點表面工夫,其結果反而是造成社區民眾的困擾,這樣的做法難道就比較具有社會貢獻與責任嗎?

何謂社會責任?請大家睜大眼睛看看現在台灣的現況吧!台灣歷經藍綠惡鬥凡此二十餘年,歷任總統集大權於一身而無任何被質詢的責任,視政府「三權分立」的制度於無物。這是自十八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創設了法治制度,明定政府受人民委託而設立行政權(the executive power)、立法權(the legislative power)與司法權(the judiciary power)等三個權力機構,彼此獨立與相互制衡(check and balance)以來,當代世界各國政府所沒有的民主倒車。

雖然我國憲法第十一條就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而且大法官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也說新聞自由亦屬於憲法第十一條「出版」自由所保障的範圍,這就是我們近代政治哲學中常說的「第四權」,以發揮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之制度性的功能。但是現今台灣各大新聞媒體早就被經濟掛帥的資本商業模式所壟斷,大概也很難再發揮第四權的功能了。

當此政府三權弱化且新聞媒體沈淪之際,我們需要誰來監督與制衡這四種權力呢?難道這還不是大學應該以其追求真相的專業判斷能力,來承擔社會責任的時候了嗎?如果連這個時候,台灣的所有大學仍不斷地向商業化利益靠攏,我實在不知道台灣未來的希望究竟在哪裡了?最後,請容許我引用國立中正大學「太陽花學運紀念碑」的碑文作為結語,並以此與所有大學校園內的師友們共勉:

「大學為知識殿堂,探尋真理,沒有包袱,亦無所畏懼,被視為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之外的第五權。因此,學生與教師以非暴力方式關心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乃公共知識份子的表現,不容抹黑與漠視。」

*原文刊於2018/10/11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535036

【大學快報第164期】教育部為何縱容國立大學違法?

文/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 陳書涵

本月25日傳出國立中興大學徵求3名不支薪之「義務授課教師」,引起學界譁然。雖然學校在遭受諸多批評後,已於官網上悄悄將「不支薪」3字移除,然而資訊中卻依然未明訂該職缺之薪資標準究竟為何。


國立中興大學此徵才公告,已不僅是「適不適當」的問題,而是已經牴觸法令之違法行為。所謂「兼任不支薪」的任職條件,顯然違反教育部發布之「專科以上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但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相關規定得支給較高數額者,不在此限。」換言之,國立大學兼任教師的薪資標準是有政府明確的規範與保障,並非兩造合意即可。


堂堂國立大學,為何毫不畏懼公開張貼違法徵才啟事?其元兇就是屢屢在教師法定勞動權益上放水的教育部。事實上中興大學此違法徵才已非首例,早在2015年媒體便曾報導過該校某學程公開徵求「零元教師」的新聞,然當時之教育部高教司長,非但未對中興大學祭出相關處分,卻僅對媒體回應表示:「各大學可依照大學自主精神自行招聘人力。」


「零元教師」、「義務教師」其實僅是高教亂象之冰山一角。即便《教師待遇條例》已在3年前上路,仍有許多私校教師遭遇校方違法扣減薪資的狀況;大專兼任教師疾呼要求納入《勞基法》適用,以給予他們最基本的勞動法令保障,卻在教育部反對下,至今許多兼任教師依然得時時面臨可能遭校方無理由、無預警不續聘的處境。


台灣高教不分公、私校,經營層皆已將辦學視為辦公司,「最小化成本」與「最大化利潤」逐漸成為最高經營原則。人事成本能減就減,違法減扣薪、違法解僱案例層出不窮;收入能增加就增加,即便教育部否准調漲學費,卻仍發生世新大學偷漲碩博生學費之情事;許多私校的教師聘約中,也仍舊出現要求教師每年得簽訂幾10萬元的產學合作,否則就不續聘的違法條款。

將辦學視為開公司

把辦大學當成辦公司,這樣的辦學心態已經為台灣高等教育帶來諸多亂象,逼迫老師為學校從事各類雜務,導致無心力放在教學活動上,最後也間接犧牲了學生的受教權益。然而教育部端出的解方,卻是對各項違法侵害勞權的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擬開放學校可以「設立公司」,強化以利潤為考量的辦學之道,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教師節前夕,發生了這樣荒誕的大學違法徵才公告。別說教師節快不快樂了,大學校園裡的師生期盼的僅是一個能正常穩健發展的教育與學習環境。如果面對違法情事教育部都無法立刻依法徹查並予以糾正,那席捲而來的高教危機絕非僅是少子女化而已。

原文刊載自蘋果即時論壇2018.09.28: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0928/38137912/

【20180927新聞稿】教師節前的亞太師生悲歌:收完學費卻不開課、惡性拒絕勞資協商,私校退場機制全走樣!

    教師節即將來到,但亞太學院師生卻面臨悲歌。連學生原校妥善畢業、教師待學校停辦後辦理資遣退休,都不可得!?

    亞太學院教師代表與高教工會在教師節前夕召開記者會,批評「亞太案」發展至今荒腔走板,主管機關卻毫無作為,形同私校退場機制全走樣!

    亞太學院教師在記者會上,出示相關佐證,揭露學校「收完學費卻不開課」,強逼學生要到其他學校「寄讀」的惡質作為,嚴重違反教育法令的開課義務與原校畢業保障。

    亞太學院現任主任秘書曾景睦,在未經校務會議授權、也不遵循教育法令或校內規章的情況下,片面告知已經完成註冊並且繳交學費的亞太學生說:「學校目前無教學單位也沒有茶陶或文創所,如您提出論文審查申請,亞太是沒能力辦理的…。」「亞太沒辦法讓你們論文審議程序完整,因為沒有教學單位,沒有研究所,學校沒有可讓您們提出論文審查單位…。」

出席教師強烈譴責此種踐踏亞太學生權益的行徑!實際上,亞太學院僅是「停招」,尚未「停辦」。依法,亞太有義務要繼續經營,至少是等到已註冊入學的學生們原校畢業後,才可依程序裁撤相關系所或將學校停辦,絕無主秘口中「學校目前無教學單位也沒有茶陶或文創所」之事實!何況,這幾位亞太學生僅剩論文審查口試,學校要妥適處理絕無困難,豈有學生都已註冊繳費,學校才片面強逼學生至他校寄讀選課,自身堅持不開課不審查論文之理?

    除此之外,高教工會出席代表也指出,工會8月已正式向亞太學院要求針對教職員離退權益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但亞太校方卻惡性拒絕協商,地方政府已發文指正,但校方卻依然故我。

    工會所提出之團體協商訴求包括:一、學校停辦生效前對於辦理教師資遣退休應僅採自願性優惠退休資遣,而非強制資遣。二、學校應提供教師資遣慰問金,其數額應比照勞工以該名教師「正常全薪(本薪加上未打折之加給)乘以工作年資」核算。三、教師有基於學校原因而非自願資遣、退休或離職之情事者,學校應償還其任職期間未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待遇標準而短給之本薪、加給及獎金差額。四、前兩項應給付之教師優退金與教師待遇,其受償順序應屬最優先清償之債權。綜合而言,目標只是要求「合理離退」,比照勞工資遣費數額,並按學校停辦計畫隨停辦才資遣退休,而拒絕校方目前完全不顧程序的惡性資遣。

    然而,亞太學院於工會邀約之協商會議9月4日當天並未出席,而只以一紙公文回應「質疑工會協商資格」、「要求暫緩協商」,絲毫不顧勞動部及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要求學校「依團體協約法誠信協商」之義務。此種惡性拒絕協商的行徑,工會予以強烈譴責!並呼籲主管機關教育部絕不應為亞太校方此種拒絕協商、惡性強制資遣之「惡性倒閉」行徑背書與核准!

    而今年5月起新入主亞太的董事會,三名董事毫無作為,中信財團介入疑雲重重,主管機關教育部至今也未命其解散,放任師生權益嚴重受損。

    依私立學校法第25條規定,私立學校董事廢弛職務,至辦學目的無法維持,教育部本可向法院聲請解除董事職務,改派公益董事接管。但面對現行完全放任校務廢弛,連提供註冊學生修課、論文口試畢業的權利皆可落空的董事會,教育部卻始終置之不理?

工會強調,亞太學院「禿鷹財團入主」、「校務惡性廢弛」、「師生慘遭清空」的惡質作為,使亞太師生面臨「最難過的一個教師節」,也成了全國各大專院校的不良示範。工會對此必將監督與追究到底。

教師節前的亞太師生悲歌:收完學費卻不開課、惡性拒絕勞資協商,私校退場機制全走樣!

0927採訪通知

    教師節即將來到,但亞太學院師生卻面臨悲歌。連學生原校妥善畢業、教師待學校停辦後辦理資遣退休,都不可得!?

    亞太學院教師代表與高教工會在教師節前召開記者會,批評「亞太案」發展荒腔走板,主管機關卻毫無作為,形同私校退場機制全走樣!

    出席教師將在記者會上,出示相關佐證,揭露學校「收完學費卻不開課」,強逼學生要到其他學校「寄讀」的惡質作為,嚴重違反教育法令的開課義務與原校畢業保障。

    除此之外,高教工會出席代表也指出,工會8月已正式向亞太學院要求針對教職員離退權益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但亞太校方卻惡性拒絕協商,地方政府已發文指正,但校方卻依然故我。

    而今年5月起新入主亞太的董事會,三名董事毫無作為,中信財團介入疑雲重重,主管機關也未命其解散,放任師生權益嚴重受損,

    工會強調,亞太學院「禿鷹財團入主」、「校務惡性廢弛」、「師生慘遭清空」的惡質作為,使亞太師生面臨「最難過的一個教師節」,也成了全國各大專院校的不良示範。工會對此必將監督與追究到底。

時間:2018年9月27日(週四)10:30

地點: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辦公室(台北市伊通街59巷6號4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