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平（高教工會理事長、前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原文刊載於風傳媒（2026.04.07）
在我國高等教育體制中，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的規範，無論任教於公立或私立大學，教師在學歷、專業能力與學術資格上的要求，原則上並無本質差異。換言之，制度在「入口端」所設下的標準，乃是以同一套學術正當性與專業門檻作為基礎，意圖確保整體高等教育師資之品質。然而，若我們將視角從資格的同質性轉向勞動條件與待遇結構的差異性，則會發現一個極為顯著且長期存在的不對稱現象：公私立大學教師在薪資結構、工作負擔、聘任穩定性以及退休保障等方面，呈現出制度性分化。
這樣的差異，顯然不能被簡化為單一因素所致，而必須放置於更為宏觀的社會結構與歷史脈絡中加以理解。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由國家政策、市場機制、學術制度與文化價值等多重力量交織而成的結果。若借用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來分析，高等教育可被視為一個具有自身規則與權力分配邏輯的「學術場域」。在此場域中，不同類型的大學（公立與私立）佔據不同的位置，其所能動員的資源（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亦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進一步轉化為教師個體在場域中的位置不平等，並具體體現在其勞動條件與生活機會之上。
首先，就國家政策而言，公立大學長期以來獲得較為穩定且充足的公共資源挹注，其教師薪資與福利制度亦多由國家制度保障，具備一定程度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相對之下，私立大學則在財務上高度依賴學費收入與市場運作，其經營模式更接近企業組織。在少子化衝擊與招生壓力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私立大學為維持生存，不得不透過降低人事成本、提高教師授課時數等方式進行調整。這使得私校教師在實質上承擔了更多的教學負擔與不穩定風險。
其次，市場機制的滲透，使得高等教育逐漸從一種公共財轉化為準市場商品。在此過程中，「績效主義」成為評價教師的重要標準，研究產出、論文數量與外部計畫經費等指標，被高度量化並納入評鑑體系之中。這種轉變正是「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一種展現：透過看似中立的技術性指標，對個體進行規訓與自我管理。在公私立大學中，這樣的績效壓力雖普遍存在，但由於資源分配的不均，私校教師往往需在較為不利的條件下達成相同甚至更高的績效要求，從而加劇其勞動處境的艱困性。
再者，學術制度本身亦內含某種層級化與再製機制。頂尖公立大學通常擁有較高的聲望與資源，能吸引並留住優秀人才，形成「優勢累積」的效果；而部分私立大學則在評價體系中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其教師即便具備相同的學術能力，仍可能因機構位置的差異而難以獲得相應的肯認與回報。這種結構性不平等，不僅影響教師的職涯發展，也在長期中影響整體高教體系的品質分布。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在當代新自由主義與績效主義的雙重邏輯之下，不僅私立大學教師面臨困境，公立大學教師的勞動條件亦呈現逐步惡化的趨勢。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競爭與效率導向，使得大學被重新定位為「知識生產的企業」，教師則被轉化為需持續產出績效的「知識勞工」。在此脈絡中，終身職保障逐漸鬆動，短期聘任與彈性用人制度增加，學術工作的不確定性亦隨之上升。
退休制度的變革，正是這一趨勢的具體體現之一。過去以「確定給付制」為主的退休制度，強調集體保障與風險分擔；然而，近年來逐步轉向以「確定提撥制」為基礎的個人退休帳戶制度，則將風險轉嫁至個體身上，預設每位教師需對自身未來的退休生活負完全責任。這種制度設計，內含一種深刻的個人主義邏輯，將原本具有公共性質的社會保障轉化為私有化的財務安排，削弱了社會互助與風險共擔的精神。
在此制度轉型之下，公私立大學教師之間的差距更形擴大。公立大學教師的提撥率約為15%，而私立大學教師則僅約為12%。這一數字上的差異，實際上意味著長期累積後退休所得的顯著落差。對於已經處於較為不利勞動條件的私校教師而言，這無疑進一步壓縮了其未來的生活保障，形成一種「雙重不利」的結構處境。
若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生命機會」（life chances）概念來看，這種制度性差異將直接影響個體在退休後的生活品質與社會參與能力。退休不僅是勞動生涯的終點，更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端。當私校教師因制度設計而無法獲得足夠的經濟保障時，其在醫療、居住、文化參與等方面的選擇空間將受到限制，進而形成一種跨越生命歷程的不平等再製。
進一步而言，這樣的不平等亦可從正義理論的角度加以檢視。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所提出的「分配正義」原則，強調社會資源應在保障最不利者的前提下進行合理分配；而阿克塞爾·霍內特（Axel Honneth）則從「肯認正義」的角度指出，個體需要在社會關係中獲得尊重與承認。若以此觀之，當私立大學教師在制度上被長期置於不利地位，其不僅在物質分配上遭遇不正義，在象徵層面的社會肯認上亦可能受到貶抑。
因此，面對當前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結構性不平等，單純從個體努力或市場競爭的角度來解釋，顯然是不足的。更為關鍵的，是在制度層面進行反思與改革。公私立大學教師，雖分屬不同機構，但本質上同屬一個共享學術價值與專業倫理的社群。唯有超越機構界線，建立跨校的集體行動與團結，方有可能對抗結構性不利條件，並推動制度的改善。
具體而言，退休制度的改革應成為當前的重要議題之一。提升私立大學教師的提撥率，使其與公立大學趨於一致，不僅是分配正義的體現，也是維持高等教育整體品質的必要條件。當教師能夠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投入教學與研究，其專業表現與學術創造力方能得到充分發揮。反之，若教師長期處於經濟壓力與不確定性之中，則難以期待其在知識生產與人才培育上達到理想狀態。
「有恆產者有恆心」，這一古老的命題，在當代高等教育體系中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穩定的經濟基礎，不僅關係到個體的生活品質，更影響其對專業的投入程度與對未來的信心。當教師能夠將學術視為一種長期志業，而非短期競逐的工具時，整體教育品質亦將隨之提升。
總結而言，公私立大學教師在資格上的同質性，與其在待遇上的差異性之間，構成了一種值得深思的制度張力。這一張力，既是歷史與結構的產物，也是當代政策選擇的結果。唯有透過結構性的改革與集體性的行動，方能逐步縮減這一差距，並為高等教育體系建立更為公平與可持續的發展基礎。
